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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的供给侧“故事”是卖假药?

    作者:郝治年  浏览次数:2943  发表于:2016/3/26 08:34  [ ]
我国经济增长自2015年以来,就进入下行趋势,这对我们要在2020年实现国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消除农村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任务压力很大。以习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2015年末,几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研究。作为一个像厉以宁这样的著名经济学家,本应当走出书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手段,实事求是地为中央献计献策,这才是责任担当、道义所在。然而,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的、抑或编造的“故事”,拿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手段上说事。无独有偶,财政部财研所原所长贾康也遥相呼应,说什么他几年前就在研究“供给测结构性改革”,因为这是“新常态”所需的新动力(见21CN新闻,来源环球网2015.12.25)。
  我们先来听听厉以宁的故事。为避免他们说我“断章取义”,只好再把“故事”复述一遍:某梳子制造厂要求其四位推销员,把梳子卖到一座寺庙去。第一个推销员去后空手回来,说庙里的和尚根本不需要梳子;第二个去了,卖了几十把。办法是,和尚虽然不蓄发,但经常梳头有利于头部血液循环,延年益寿;第三个去卖了几百把。他建议方丈,香客来烧香,头发里经常沾满香灰,若庙里多备些梳子供香客使用,他们感到庙里的关心,香火就更加旺盛;第四个销售员则带回上千把订单。他说服方丈把庙里香客最喜欢的对联刻在梳子上,另一面再刻上“吉善梳”,把梳子作为纪念品送给香客。同样的商品,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厉以宁认为主要是四位营销员对产品的功能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打通梳子的新功能,让旧产品增加新功能,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创新”。(来源:2015.12.24人民网财经频道:厉以宁以寺庙卖梳子故事诠释供给侧改革)。
  哇!听了厉以宁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感觉好像他是个卖假药的。同样的商品,只要你巧立名目、花样包装,就能增加需求、拓宽销路、扩大销量。怪不得卖假药的都说他的药能包治百病。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有了这些能“挖掘使用新功能”的好推销员,何愁“产能过剩产品”卖不出去?!
  我们看了他的故事,再来看他所说的“供给侧”的涵义。概括说是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到“供给一侧”上。具体有:1、从结构上去过剩、补短板,全方位保证供给。2、创新新产品,拓展新的供给领域,增加新的供给。3、与“需求侧”相反,从认识上、政策上、产业上,往供给一侧发力。
  假如我们对他的“供给侧”概念在认识上没有错误,那么可以用以上三点来衡量,就不难发现这与厉以宁讲的故事很少搭边儿。也就是说,他用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做基础,提出他所谓的“供给侧”新理论,很明显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样的大理论家连简单的形式逻辑都不懂,令人汗颜。
  既如此,我们暂时放弃厉以宁的故事,再来看他所谓的“供给侧新理论”,是否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实际,对今后我国经济发展有何指导意义。
  首先,从一般来看,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历来都是由人的生产、生活消费产生需求,并由需求催生、发力、推动生产来尽可能地实现供给,因此没有消费就没有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没有生产也就谈不上供给,简单说就是需求拉动供给。如:我们要自主生产大型航母,急需电磁弹射设备,这才催动科研和生产部门加快研制这一产品。没有需求哪来供给?这是普通百姓都知道的浅显道理。所以,中央历来都用“需求”(外需、内需都是需求)拉动生产、追求经济发展。例如在外需方面,我国为摆脱经贸单纯依赖西方,建起一带一路经济带;在内需方面,加快小城镇建设和开展大规模脱贫。所以,需求侧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诚然,人的生活消费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延续,而是在循环延续中不断提高。即使这样,也丝毫没有改变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即先有人的生产、生活消费的转变提高,从而形成新的需求;才又继续引导扩大生产、推动研发新技术、拓展新生产领域、增加新产品以满足供给。
  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来讲需求与供给的自然逻辑顺序,主要是因为厉以宁的“供给侧”把事情给搞颠倒了,需要把它纠正过来。我们不反对搞理论创新,但不能超脱经济现实和规律。
  其次,是否要在供给一侧发力、做文章,还要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决定。一般来讲,如果在经济中出现特殊情况,比如像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社会总生产力落后,全国需求极其旺盛,而供给严重不足。我们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决定在供给一侧发力:首要的是在生产力布局上调整,把足够人力、倾其财力、集中科研,向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重工业是轻工、农业实现机械化、自动化的前提和基础)发力,使国民经济在废墟上得到很快恢复和发展。由于我们把有限的人力、财力用在重工业上,轻工产品缺乏,国家用“**发证”这种不得已的办法,来保证人民最起码、最基本、最普遍的需求。可是这却遭到一些人的狠批,或说是死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或说这是搞社会主义穷过渡。我们只能说这些人要么是鸡蛋里挑骨头,要么是煽动反党、反毛情绪。
  毛主席为让中国尽快富裕起来,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刚刚完成(1958年),就向全国发出“人民公社、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号召。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的伟大意义在于,宣布我们全党工作重心,由社会主义政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某些人故意歪曲这一意义,指责为“左倾冒进”。需要指出,亩产万斤粮、大搞钢铁、吃共产主义大锅饭,绝对不是“三面红旗”这句口号的本意!而是有人借此刮“左”倾风,却把责任推到毛主席身上!
  我们共产党人搞革命的目的,就是让中国老百姓生活赶快富裕起来,更企盼尽早赶上发达国家;可是我们又知道,国民经济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一锹挖口井!但是,号召加快经济建设步伐何错之有?!我们禁不住要提出个质问:为什么有人对共产党、对第一代国家领导人要如此挑剔 ,甚至还栽赃抹黑?!
  第三,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情况确实变化了——供给已经变为大于需求(要注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中,还含有投机需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种投机需求属于非正常需求)。
  需求包括生产需求和生活需求两个方面。
  先看生产需求。由于国企“抓大放小”,绝大多数被私有化,私有化后根本不从事生产,而是拆了厂房盖楼房;再者,许多优秀支柱国企被外卖后,便从国外进口原料,加工成品后“出口”到国外,从而使我国自主制造业生产能力低弱,生产需求大幅萎缩、显著下降,企业吸纳生产资料减少,使钢铁、煤炭(也有替代品因素)、电力等逐步显现“产能过剩”;水泥过剩是由滥盖楼房所致……。
  再看生活需求。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是,我们国家总体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升了;生产力提高也推动了需求欲望,这种高水平的需求,又推动供给结构更加完善。特别是在私有化过程中用权、用谋侵吞公有财产暴富起来的那些人,在改革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某些利益集团中的那些人,还有通过自己打拼走上富裕阶层的那些人,都一致要求改变供给能力和供给结构,来满足他们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高消费需求。对这一人群来说,的确适合于新“供给侧”。例如,可以根据厉以宁讲的“故事”(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厉以宁假说”),提醒那些手中积压很多楼房的开发商,告诉你的推销员,要到那些已经有足够住房、手中有钱的富人那里去卖。让售楼员对这些人说:你只有两、三栋楼房还不够,现在取消了限购,又降低了税率,减少了首付,这正是你购买10栋、20栋乃至更多房子的大好时机,你住不了那么多可以出租,没房的人多得都群居了,你有再多的房子也不甭愁租不出去;还可以说,你应该在全国大城市里都要买,哪里的房价贵,你就到哪里买,因为增值快,增值也高,赚了还可以再赚;还可以说,你拥有100平米房子面积太小,你应该买三百平米甚至五百平米、乃至上千平米的房子,因为你有小三、小四,大房子住起来才方便,也显得大气……。所以,售楼员只要这样打通楼房的新功能,让旧楼房增加新功能,这样开发商就能坐等房价上涨,更甭愁楼房卖不出去。
  但是,可惜这种人群在十三亿人口中,只占很少一部分,如按照30%计算,才接近四亿。根据质量互变规律,它涵盖不了我国现阶段经济供求现状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的总体特征,因此不适合厉以宁的所谓“供给侧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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