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谱、族谱的起源

郝治年

中国家谱、族谱的起源（一）

        "谱牒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家谱”是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图书体裁。
谱牒的起源
　　谱牒是伴随着家族制度而来的记录家族血缘关系的文献，那么它的产生就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家族制度已经形成，需要谱牒来记录它内部的血缘关系；二是文字已经产生，并且有了简单的书写工具，如简册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文献。因此、那种认为原始社会已经产生谱牒，并把谱牒分为口述家谱、结绳家谱、文字家谱的种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当然，谱牒的起源也有一个从简单到繁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们对自己家族世系的记忆，最初总是口耳相传，当懂得结绳记事时，就会利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记忆，但这种东西不是我们所说的谱牒，它不会成为一种文献、簿籍。
　　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
　　夏朝（公元前2000-1500年）的王室世系，从夏禹立“国”到夏桀灭亡，在《史记•夏本纪》中有很详细的记载。由于夏朝已有文字之说目前还只是推论，并无实物证明，《夏本纪》中的世系，很可能是商周以后人们根据传说追记的，而不是当时的实录。《史记•殷本纪》所记汤建国前的先公世系和盘庚迁殷前的先王世系，也可能有着类似的情形。至于《大戴礼记•帝系》和《五帝德》中所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片断世系，则可以断定是战国以后人们根据传说追记的，不能视为信史。我们今天可以准确无误地视为商代世系表的东西，是甲骨文中的几片刻辞和商金文中的几件彝铭。
谱牒的盛行
　　宗法式家族是一种血缘组织，内部的血缘关系必须十分清楚，这种组织才能够维持和发展。即使他们的家族分裂成许多新家族，各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必须十分清楚。一个家族的始祖及始祖母是谁？始祖如有几个妻的话，谁是嫡，谁是庶？他们各有几个儿子，名叫什么？他们的妻又是谁，又各有几个儿子？家族的各支各房是怎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现在众多族人的父、祖、曾祖、高祖等等是谁？谁和谁是堂兄弟？新家族始祖是从旧家族的哪一代分裂出来的？它又怎样一代一代地传到现在？总之，家族所有成员的各种复杂的血统关系必须清楚。在没有文字的时候，血缘关系靠一代一代的口耳传授，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差错。当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就用文字把这种血缘关系记录下来．这就是谱牒。
　　商以前还没有较为完整的谱牒，连司马迁也没有见到过。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周代（公元前1000-公元前200年）谱牒的内容和形式
        周代谱牒现在虽然亡佚干净了，但汉朝人看见过，对它的内容和形式作过一些描述，战国以后成书的《周礼》、《礼记》对它有片断的论述：关于谱牒的内容，要记录族众的忌、讳。讳是名字，忌是哪一天死的。族众生子，要记某年、某月、某日生，自然还要记是谁之子。族人有谥者要记其谥。有谥的族众，当然只能是诸侯、卿大夫了。
　　关于谱牒的形式，从桓谭说的“旁行邪上”一句话来推测，应是一种表格，父辈名讳居一格，子辈名讳居一格，子子孙孙按辈份各居一格，叫做“旁行”。父统诸子，子系于父，谁是谁之子，谁是谁之父，一目了然，叫做“邪上”。在各人的名讳下注明生卒年月日及配偶、谥号等等。这样，就把一个家族从始祖到现在的所有血缘关系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了。
魏晋至唐代（公元200-900年）谱牒的盛行及其作用
谱牒是有文字以来，始终伴随着家族组织的一种文献，是家族组织的构成条件之一。什么时候家族制度发达，什么时候谱牒也就盛行。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形成后，人们根据家族的门第来选官、品人、联姻。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身份也不同。天下的家族那么多，人们怎么知道哪家是士族，哪家是庶族？即使同一姓，天下同姓的人也很多，又怎么知道谁出身琅琊王氏，谁出身太原王氏？魏晋南北朝时战争连绵，家族迁徙频繁，怎么防止庶族迁到新地方后冒充士族高门？这就需要有一种文献把天下的士族记载下来，人们根据这种记载来确认谁是士族，谁是庶族，谁是高门，谁是卑门。这种文献就是谱牒。

　　1、谱牒的兴起及其形式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郝治年

　　2、谱学和谱家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3、谱牒是选官和通婚的依据

　　门阀士族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门阀士族内部选拔官吏和相互通婚。在选拔人才和连结姻亲之前，先得查一查人才的和姻家的出身是不是士族，是第几等的士族。怎么查呢？查谱牒（又叫簿状）。只有官修的谱牒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作为根据，所谓“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这个意思。选拔人才首先要查人才的出身门第，那么负责选拔的官吏，包括吏部官员和州郡中正，必须对全国和本州郡的士族的情况了如指掌，否则很可能因为把寒门列入上品或把高门贬为下品而犯错误。因此不熟悉谱牒的人是不能当吏部尚书的。如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为吏部尚书，王晏反对说，鸾不熟悉“详练谱牒”（《陈书》卷三〇陆琼传）。通婚的姻家如果不是通家之好，而是不熟悉的家族，也要先查谱牒，以免“婚宦失类”。尤其是发生婚姻纠纷时，谱牒就是解决纠纷的根据了。如王源与满璋之两家通婚，媒人刘嗣之称满氏为高平旧族，后“索璋之簿阀”查核，竟是“士庶莫辨”（沈约《奏弹王源文》，《文选》卷四十），搞不清楚了。这说明士族连姻，确实是要先查谱牒的。

　　4。合族与通谱之风盛行

　　人们的出身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门第又主要是根据谱牒来辨认的，所以有些庶族出身的官僚、富户，就企图通过权势成金钱，胁迫或买通士族中的某些人，与士族合为一族（首先得是同姓），将自己的家族上到士族的谱牒中去，从而挤进士族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合族和通谱。这种采取非法手段合族、通谱的事例，史不绝书。
　　如宋时刘延孙为彭城大士族，而宋皇帝刘氏虽自云出身彭城，但实系庶族，与延孙本不同宗。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与延孙合族，并使诸子同延孙序亲。对于皇帝来与自己合族，延孙也只好接受（《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北魏太武帝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于邺。杜豹为魏郡庶姓，太武帝嫌不光彩，要在杜姓士族中找一人营护葬事，结果找到京兆杜铨。葬事营毕，杜铨遂与魏郡杜氏合族（《北史》卷二六杜铨传）。这些是皇室、贵戚同士族合族的例子。
　　至于民间的合族通谱就更多了。皇室与士族合族，可以公开进行，而一般的庶族要与士族合族，除了要取得与之合族的士族的同意之外，还要买通撰修谱牒的官员，否则就不能合法化。例如贾渊掌修撰谱牒，有一个叫王宝泰的人，买通贾渊，要把自己的家族上到江左第一大高门琅琊王氏的谱中。事未成而被告发，按律贾渊当处死，由于其子向皇帝叩头流血乞免，才免去死罪（《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可见当时这种买谱、卖谱的事件也是有的。

郝治年

中国家谱、族谱的起源(二)

内容：
接上篇

唐代（公元600-900年）谱牒的重修及其衰落
隋唐废中正、兴科举，朝廷用人主要根据考试成绩，不再完全依据士族的门第出身，士族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士族这个头衔只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了。因此谱牒也不再具有从前据以选官、品人的作用了。可是唐初还屡修谱牒，而且声势很大。究其用意，主要是唐太宗等人企图以唐朝皇室和功臣为主要成份．培植一个新的士族集团，用以代替山东士族和东南望族的旧士族集团，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这个新培植的士族集团，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和法律上的确认，就必须写到谱牒中去。所以唐初的屡修谱牒，不过是一种培植新士族、贬抑旧士族的措施或行为罢了。

　　1。唐初谱牒的重修过程
　　唐初大规模的修撰谱牒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今狐德等主持撰修谱牒。高士廉等于是召集四方娴熟士族门阀的官吏、学者参加，并广泛搜集天下的谱牒，参考史传，辨其真伪，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奏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此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橄文志》作一百卷）。高士廉等人大概没有领会到唐太宗命修谱牒的意图，是为了抬高新士族的地位，“崇重今朝冠冕”，仍然按照南北朝以来的传统，把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列第一等，这就触怒了唐太宗，发了一大顿脾气，指示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的方针重修，然而颁布天下，依以为准。第二次是高宗时。此时武则天当政，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氏族志》未载武氏的族望，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氏族志》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于是奏请改修。显庆四年（659年）下诏，任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主持其事，凡在唐朝得五品以上官职者均可入选，这就把士族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书成，改名为《姓氏录》，颁行天下，同时将贞观《氏族志》收缴焚毁（《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三次是中宗复位之时。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行已近百年．士族兴衰变化很大，于是上表请加以改修。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几经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复又命柳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旧唐书》卷一八九柳冲传）。此后唐代就没有再修过谱牒了。唐初，士族还保持着虚假的高贵社会身份，所以那些新贵们还想用重修谱牒的机会挤进士族的行列，此后则已没有这个必要了。

　　2。唐代谱学抑制旧士族的性质
　　如前所述，唐初屡修谱牒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新贵们的地位，培植一个以皇室和功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重修的谱牒中贬抑旧士族的地位，否则新贵们的地位是提不起来的。唐代谱学的这种抑制旧士族的性质，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充分。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唐太宗命令不准沿袭南北朝以来以山东士族为高门的惯例，而要以当今的官品作门第高低的根据，没有做本朝高官的士族，即使崔、卢也好，李、郑也好，王、谢也好，都得把门第品级降下来。原稿中列第一等的清河崔民干，一下子降到了第三等，这对于以门第高贵妄自尊大的旧士族，无疑是巨大的打击。高宗时修《姓氏录》，凡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得列为士族，许多一字不识的穷汉出身的人，因当兵有军功而官至五品者，也都成了士族。这样做虽然有点滑稽，但却等于说当士族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它抑制旧士族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姓氏录》遭到了旧士族的疯狂攻击，说它是“勋格”（意思大约是一种职官品级的表格），他们自己反而认为被收进《姓氏录》是一种耻辱。旧士族不愿意被收入“勋格”，而修谱者却偏要把他们收进去，让他们同那些“兵卒以军功致五品”（《旧唐书》卷八二李文府传）的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表示旧士族的地位也不过如此，故意使旧士族面子上难堪。

　　3。唐初的谱学和谱家
　　唐初的谱学虽然也很兴盛，但作用同南北朝的谱学完全相反，不是维护旧士族，而是贬抑旧士族，维护新士族了。因此，谱学家的任务就变成了论证新士族的合法地位，维护新士族的利益了。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4。唐初的合族与通谱
　　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的没落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衰颓，旧士族的政治特权虽已消失，但却还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声望。新士族中的一些无耻的人，并不以家族列入士族为满足，仍然趋附旧士族的这种声望，想方设法同旧士族合族、通谱，追求旧士族社会身份高贵的虚荣。如李敬玄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长期做吏部尚书，三次娶妻都是山东士族，仍嫌门第不高，而与赵郡李氏合谱（《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李义府官至吏部尚书、中书令，也嫌自己门第不高，谎称自己出身赵郡，与赵郡李氏叙昭穆。给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赵郡李氏，迫于李义府的权势，只好答应。后李义府犯罪遭贬，李崇德即削除其谱牒。不久，李义府再为宰相，于是衔根在心，使人诬陷李崇德，竟至下狱自杀（《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杜正伦虽出自京兆杜氏，但已随祖落籍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身居宰相，还硬要挤进杜氏的嫡系中去，京兆诸杜不同意，于是他向皇帝建议开凿杜固（诸杜所居之地），以水灌杜氏（《新唐书》卷一○六杜正伦传）。王锷官至同平章事（宰相）。为了得到一个虚假的门望，竟无耻地认太原王为从父，甘愿去做人家的儿子，并以提拔王子弟多人为“名宦”作交易（《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锷传）。可见他们为了换到一个山东士族的假门第，用了多少手段。唐太宗批评旧士族“无礼”、“无耻”，其实新士族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郝治年

唐末（公元900年）谱牒的衰绝
　　谱牒是适应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需要而兴起的，在唐末五代，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谱牒彻底衰绝了，专门研究谱牒的谱学也消失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已经彻底瓦解。

　　1。谱牒衰绝的过程
　　如前所述，直到唐代中叶，维系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谱牒，还在不断地重修，谱学还相当兴盛，谱学家也代不乏人。可是，在唐中叶以后，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这时谱牒已经散亡，谱学已经衰绝，我们甚至已无法举出一个有影响的谱学家来了。这说明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彻底瓦解之后，维系它们的统治的谱牒和谱学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被送进了博物馆。那种专门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研究人们血缘世系的官修的谱牒，藏于官府的正本，即人们据以选官和联姻的天下望族谱，因为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后唐时豆卢革说，朝廷选官，据以考查世系的“文书不完”（《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就是指的谱牒已经残缺散佚了。至于藏于私家的副本和单姓谱，或者毁于战火，或跟着它的主人及庄园一齐被消灭，或者在逃亡流徙中散失。五代时，豆卢革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崇韬回答说：“经乱失谱牒。曾听先父说：去汾阳王已经四代。”（《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可见在战乱中丧佚谱牒是普遍现象。由于谱牒在当时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于它的散亡人们已不怎么关心，也没有必要进行重修。谱牒既然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重大的作用，研究它就没有多大价值，谱学和谱学家自然也就跟着绝迹了。从北宋以后，许多学者曾经一再谈到过谱牒衰绝的这个过程。如苏洵说，自唐朝衰亡，谱牒就废绝了（苏洵：《苏氏族谱谱例》，《嘉佑集》卷十三）；胡应麟说，自五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谱牒之学，遂绝而不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庚部卷三九）；归有光说，魏晋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谱牒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五代衰乱，谱牒就荡然无存了（归有光《龙游翁氏宗谱序》，《震川先生集》卷二）。他们说的谱牒衰绝的过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2。北宋（公元950-1100年）以后人们均已不知自己的统系来处谱牒是记录士族的世系源流、血缘亲疏、门第高下的簿籍，是用来区别人们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的依据。一家士族几代以至十几代的发展、繁衍情况及履历宦绩，都在谱牒上记载下来，所以他们对自己家族从始祖以下（一般是从魏晋以来）的历代祖先，叫什么名字，任什么官职，都了如指掌，家族内部支派分析的发展脉络，清清楚楚，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也十分明确。当谱牒衰绝之后，到五代北宋时期，情况就完全变了。历代皇室以至达官显宦大都出身于庶族地主，还有不少贫穷士子通过科举爬到高位，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搞清楚自己五代以上的祖先是谁，即使有的人本人心中有数，但也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野之民。例如宋初的几位宰相，范质、王溥的家世，只能数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父亲叫什么名字，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赵普的世系虽然能数到曾祖父，再往上也搞不清了（这种情况均见《宋史》本传）。他们都是靠中进士这条路爬上高位的，并非由于家族的荫庇。由于没有了谱牒的记载，家族的世系脉络只能靠口耳相传，时间一久，谁是谁的祖先，谁是谁的子孙，在世的人相互间是什么血缘关系，也就搞不清楚了，家族的世系成了一笔糊涂账，即使那些确实出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的人们，也搞不清自己的来历了。这就是张载、程颐等人说的人们都已不知道自己的“统系来处”的意思。（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第258页；程颐：《伊川先生语》，《二程集》第179页。）
宋明（公元1100-1600年）以来
家谱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每个聚族而居的封建家族组织，必有一部以至数部家谱。家谱又有宗谱、族谱、家乘等不同的名称。人口众多的大家族的家谱，同他们的祠堂一样，还分为通谱、支谱、总族谱、分族谱、大同宗谱、小宗谱等等。宋以后，随着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修家谱的风气十分盛行。到了明清两代，在农村中，可以说既没有无谱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

　　1。家谱的内容
　　家谱是一种簿籍性质的东西，其基本内容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是全族的世系和血缘关系图表，这是家谱的主要内容，一般占90％以上的篇幅。世系图表中详细记载着全族男子的名讳、字号、生卒年月、葬地、配偶姓氏及生卒年月等，以及生几子几女、子何名、女适何地何姓等，“至于讳某宇，娶某氏，生几子，葬某处，寿若干、咸备载于后，庶几可示后昆。”（宋濂：《符氏世谱记》，《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卷九）有进学中举、为官作宦者还要记其简历。每一代每一人都这样详细记录，不嫌其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族血缘关系的清楚。世系图表的基本形式有图式和表式两种。图式是把全家族的世系绘成简图。把主要内容注于图中，使人一目了然，表式是将家族世系排列成表格，将世系的内容用小字注于格内，也可收到眉目清楚的效果。
　　二是全文刊载本族有史以来制订的各种家法族规、家训家范、祖宗训诫子孙的言论等。“谱列家箴、家礼、庭训，立宗法实伸国法也。”（《康熙潜阳吴氏宗谱》卷一凡例）如果一个家族有几百年的历史，历代制订的家法族规就很多，家谱不惜篇幅罗列上去。只有少数兴起不久的家族，修谱时还未制订成文的家法族规，它们的家谱才缺少这部分内容。这类东西是封建家族组织的形态结构的特点之一，载入家谱的用意是便于平时向子孙宣讲，要求族人永远恪守，并使族长能依据此类家法来惩罚不服统治的族众。
　　三是祠堂、祖茔、族产公田的座落方位、形胜地图，以及义田记、墓志铭、买地契等等。“其各支家祠、条规、祭产地图，亦宜详载，以见报本追远之意，并使后便翻检”（《道光吴江王氏宗谱》卷首载乾隆间订《续修家谱凡例》）。祠堂的基本轮廓，几进几重、门户窗棂、围墙设施。都要绘制清楚，刻入家谱。祠堂如果是建在新近购置的异姓土地上，还要在家谱中记载购置过程，并附刻地契，以防一旦发生产权纠纷时有案可查。一个家族的祖茔往往有多处，大多错杂在异姓田地之间．抛弃在远郊乡野之外，且无专人经管，经过日晒雨琳风蚀，历年久远，就会树折碑残，失去标记。所以必须在家谱上详细记载每一墓地的方位、座落和四至，并刻上略图。“祖茔，或绘形胜地图，或书世系格内，某山某向，坐落某处，庶免侵占．志不忘也。”（《康熙潜阳吴氏宗谱》卷一凡例）。
　　四是家族的历史。每个家族的家谱，都必有一篇叫做“宗族源流”或“族姓渊源”的小序冠于谱首，叙述本族姓氏的由来，始祖的渊源，迁徙的经过，兴盛的始末，祖宗的事迹等等。家族历史既是家族势力向族众进行宗法思想教育的工具，又是核查家族的系统源流确有依据。一般说来，一个家族的来历清楚，迁徙分析脉络分明，血缘关系也必然清楚。

　　2。家谱的“行辈字派”
　　这也是家谱所包含的主要规矩。行辈字派又叫祧字，是以之入名并区分辈份、排行的一些字。行辈字派在进入家谱以前就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起到了巩固宗族作用的姓名范畴内的东西是姓。姓是部落的名称，每个人都用同一个姓，表示每个人都是这家族里的人。后来种族繁衍，人口扩大，家族越分越多，于是出现了氏，氏是姓下面的分支。秦汉以后，姓、氏合一，同时门阀制度又兴起，社会中很讲门第观念和家族出身，这个时候，人们就考虑用名字来表示行辈了。
　　首先人们是用来表示行辈的，尤其是表示排行。这些常用在字中表示排行的字有：长、次、幼、少、元等等。这些字同先秦时期在名中表示排行的字：孟、伯、仲、叔、季等的作用是一样的，而且一般也都是字中的第一个字。长、元都表示排行第一，是在子，比如晋朝王悦字长豫、桓温字元子，他们都是长子。此外字中用长、元的还有汉司马相如字长卿、徐庶字元直等等。次，是次子的意思，排行第二。比如东汉时的祭肜字次孙。幼和稚都是小儿子的意思，排行最末。比如东吴主孙坚字文台，而其幼弟孙静字幼台，东晋葛洪字稚川，三国蜀马谡字幼常等等。少，是弟弟的意思，比如东汉之时许荆就上有兄长，他的字是少张。此外也有用某一个不是表示排行的字来给家里的兄弟命字的，如袁绍的儿子们的字一律都以"显"为第一个字。下层人民常以数字为名来表示排行。
　　魏晋以后，人们逐渐又把表示行辈的字从字转向名，这就是现在的家谱中一般的行辈字派了。唐朝的杜甫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宗文、宗武，宋朝的三苏中苏试与苏辙是兄弟。他们也代表了行辈字派的两种主要形式。
　　一种行辈字派是对各辈人名中的用字的限定。比如某一辈人的名中都用"明"字，另一辈都用"德"字等等。孔氏家族的行辈字派从思晦开始，他规定下一辈均用"克"字。再往下各辈依次在名中用：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详、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等等。现在在台湾的孔德成先生是孔子的77代孙。
　　行辈字派一般都是由家族中的某一位名人制订的，很多都编成几句吉祥话，有的文人甚至可以写成诗。比如浙江《唐氏宗谱》的行辈字派是"福禄永昌隆，和良端世美，才智瑞宁聪"。湖北《汪氏宗谱》的行辈字派是："正大光明，成先于后，世泽延长，齐家有猷。"行辈字派有的用在名字的头一个字，有的用在后一个字，以前一种居多。考虑行辈字派，既要考虑其意义，又要照顾读音，字形适宜人名，而且还可以与大量的字组合成名，不致于因人多而重名。行辈字派快要用完的时候，就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旅长再次将其延长。
　　这种行辈字派对人名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使双字名增多，因为这种行辈字派只能起双字名。但是由于其中一个字属于行辈字派，家族内的同辈人都用这个字，而且社会上可入行辈字派的字并不很多，所以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双字名，只是带上了家族标志的单字名。行辈字派还限制了名字的另一个字的使用，这一方面是由于字派的字不多，可与之组合的也不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很多人喜欢让另一个字也互有联系，比如杜周的三个儿子分别名叫延寿、延考、延年，寿、考、年都表示寿命，但这种字毕竟不多，如果这一辈有十几个人，可就十分难办了。所以行辈字派又往往会造成文意不通的名字和冷字僻名，这是由于宗谱既强调行辈关系，又十分重视名讳，不允许出现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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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行辈字派是用人名字的偏旁作出规定。像在《红楼梦》里，贾家第二代都用"亻"旁，第三代都用"夂"旁，第四代都用"王"旁，第五代都用"艹"旁，比如贾代善——贾敬——贾珍——贾蓉，这种行辈字派的选择用字范围似乎更宽泛一些，但是一代一代用下来，为数有限的偏旁也就所剩不多了，而有一些偏旁仍旧是字少或意差，如"犭"旁。
　　宗谱的行辈字派由于是加强宗法制度的工具，所以其用字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目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美德或吉祥的字，如：德、仁、明、亮、全、有、忠、诚、孝、礼、福、禄、吉、祥、贤、良等等。第二类是希望宗族延续和昌盛的，如：永、传、昌、盛、兴、延、继、承、世、多等等。第三类是怀念先祖和歌颂皇天恩德的，如：泽、祖、显、荣、恩、锡、启、先等等。这也限制了行辈字派的用字。
　　宗谱在宋元（公元1000-1200年）以后在中层以上的家族中大为风行，甚至影响到皇族。清廷皇室的行辈字派是两种方法并用，像雍正皇帝一辈的名的第一个字都是"胤"，后一个字都是"礻"旁。乾隆皇帝一辈都是"弘"字，后面用"日"旁字。乾隆、道光、咸丰皇帝还分别规定了四个行辈字派：永、绵、奕、载、溥、毓、垣、启、焘、岂、增、祺。

　　3。续修家谱的间隔时间
　　一个家族的家谱，必须定期续修。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家族中总要新生孩子，娶进媳妇，增加人口，还会逝去老人，新增坟墓。族产公田虽不准买卖，但兴旺的家族还会购进公产，破败的家族，族产公田也免不了被不肖子孙偷着出卖，发生变化。所以家谱必须定期续修，把上述种种新的变化反映到家谱上来，这样才能确保家族血缘关系上的清楚准确。续修的间隔时间，绝大多数家族规定为三十年或三世。“谱必三代一修，恐世远年久，无不散失，乖离之弊，其所失为不小。”（《光绪春谷东溪王氏宗谱》卷首载乾隆间订《续修旧谱总纲》）许多家族还规定家谱要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族谱重修刻板后，每十年汇稿，三十年续倍，补刻刷印，附装谱后，以免久远难稽。”（《道光香山黄氏家乘》卷一《族规》）一个家族三十年不修谱，即被认为不孝，“修谱不宜历年久远。古人云：谱宜三十年一修，若不遵此，即属不孝”（《民国浦城高路季氏宗谱》卷一《谱训》），出现了这种情况，对族长及族中执事人员要律以不孝之罪，给予国法和家法的惩治。家谱三十年一修，大体上可以把家族中的两代人衔接起来。三十年是一代人的成长时间。每隔三十年续修一次家谱，就能趁老一辈还健在，新一代又已成长的时候，将三十年里家族中的亲缘关系的变化准确记录下来。如果间隔时间过长，老人陆续死去，族中人丁变化就会记不准确，势必引起血缘关系的混乱。

　　4。修谱的义例
　　所谓“义例”，类似我们今天说的指导思想。家谱能不能起到维系家族制度的作用，关键在于遵循什么义例去修纂。如果指导思想不明确，该写的不写，不该写的又写了，或者兼收并蓄，有文必录，非但不能巩固家族统治，还会适得其反，削弱和涣散家族制度。修撰家谱的最基本的义例是什么？就是“隐恶扬善”、“为亲者讳”两句话。这是近代封建家谱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原则。一是扬善，写好的，“谱以正宗派，笃恩义，故独以书善也”（《嘉庆桐城黄氏宗谱》卷一《凡例》）。二是隐恶，不写坏的，祖先族人做了坏事，不准写进家谱，“凡有干谱例，当削不书，违者许房长（即族长）鸣祠处治”（《道光无为查林徐氏家谱》卷首载乾隆间订《规条》）。

　　5。家谱的保管
　　家谱刻印出来，要分发给族人保存，以备必要时查询，发挥它的作用。家谱一般一房一部，不得多印，掌谱人由房长充任，也有的家族规定推本房之贤能者为掌谱人。掌谱人领取、保管家谱时，要在族长处登记造册，注明所领家谱字号，这样便于检查家谱保存好坏，有无破损、失落现象，而且可以分清责任。一个家族，往往在家法族规中对家谱的收藏、保管提出严格的要求。如必须将家谱装进特制版木匣，供于祖龛之上，或藏于书室之中，不得随意乱放，以致亵渎家谱。木匣不准移作他用，家谱不准鼠蚀虫蛀、污损油浸、腐败霉烂、遗失散落、私自誊录或借给外姓人观看，违者依家法处罚。如果领谱人敢于瞒众觅利、鬻谱卖宗、出卖家谱者，则视为不孝，从重惩治。为掌握家谱的收藏、保管情况，家族每年要检查一次或数次，检查时，由领谱人携带原发字号的家谱，到祠堂集中，先由各领谱人相互检查，后由族长评判，保管好者表扬奖励，保管不善者批评处罚。
　　从湘潭陈氏和平越杨氏对家谱收藏的规定，可以看出家族对此的重视：“凡领谱者宜各什袭藏之，慎勿[希瓦]借。即被水火之灾，亦须急为搬出，以谱之重，无异于契券也。……议定三年一会，公同勘验，若有污秽、添改、散遗、鼠啮及以箱作别用者，重行责罚。”（《宣统湘潭白沙陈氏支谱》卷首《家规》）
　　“谱牒所载，皆宗族祖、父名讳，见谱即见祖、父也，理宜敬谨收藏，毋得亵渎。莫如用木匣装载，置于香火之上，或藏之书室之中，每逢伏日晒晾，勿使少有蛀烂，所以妥先灵，垂久远也。岁时祭祀之日，各带原本，到祠会看一次，如有鼠咬、油污、墨侵以及磨坏字迹者，祠中之人，即在祖宗前申饬，并凭众罚银三两，归入祠内，以作后日修谱之贽，搞者不得与祭。更有不肖子孙，鬻谱卖宗，或誊写原本，瞒众觅利，致使以假混真，紊乱支派者，众共黜之，不许入祠。”（《咸丰平越杨氏重修小宗祠谱》卷十《原刊条规》）

　　6。家谱对于维系近代家族制度的作用
　　家谱的作用，在于防止因年代久远或异姓及同姓异族者迁入本地而造成家族血缘关系的混乱，从而达到“收族”的目的。因此，家谱首先是确认族众的血缘关系亲疏、防止血缘关系混乱的依据。家族既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组织，那么族人在家族中与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利益，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血缘关系中所占的地位。一般说来，在三四代以内，谁是谁的父祖，谁是谁的子孙，人们是不会搞混的。但是时间一久，族大人多，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就不容易记得很准确。加上族众中有过继族人子为嗣者，有养异姓儿为子者，有随妻带来异姓子者，有不同家族的同姓迁居本村者，时间一长，就会搞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本家族的人。而这些情况在家谱的世系图表上一查就着，就可以据此确定族众的地位，赈济贫困族众，解决世系纠纷，防止血缘关系的混乱。
　　其次，家谱在历史上曾是向族人宣传宗法思想的工具或课本。宣传的方法主要是祠堂读谱。通过祠堂读谱这种家族的重大活动和盛大典礼，使宗法思想和家族观念在族众的思想上扎下根来，达到团聚族人的目的。
　　再次，家谱在历史上还是惩罚族人的一种工具。在封建家族制度盛行的农村，族人的名字列进了家谱，就表示得到了家族的承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不准入谱或削去谱名，在人们的观念上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封建家族势力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观念，把不入谱和削谱作为随意处罚族人的手段。族人倘有不孝不悌，犯奸为窃、玷辱家声、逆伦伤化者，一慨不准入谱，如果在修谱之后发现了这些“罪名”．还要从家谱上削去名字，严重的株连父兄子弟一起削去名字。私生子虽有亲近的血缘关系，但也不准上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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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家谱的续编
　　在世界上，很多其它国家也有编制家谱的习俗，但他们大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家谱在中国延续了三千多年，已成为我国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家谱就有一万二千多部（九万余册），是目前世界上收藏民间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图书馆顾廷龙馆长率领一批年轻人跑遍了全国的纸浆厂，从化浆炉前抢下了六千多种家谱收藏。
　　由於家谱是族人血缘关系的记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轨迹，是以特殊形式记载的关于家庭起源、家族形成、民族融合及其繁衍生存、迁徙分布、发展兴衰的重要史籍，凝结着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传播及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各种内容，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由於家谱记载的内容又可反映当时的一些重要事件及经历，往往可补充史料的不足，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它对研究我国的人文发展，及其构成有着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
　　今天，炎黄子孙遍布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华人超过5500万。每年大批华人不辞艰辛，来到中国祭拜祖先。中国人的这种寻根追祖情结，不能不说与延续数千年的家谱有关。家谱维系的不仅是一个家族，更是一个民族。
　　现代人续编的家谱，吸取了历史上编制家谱的精华、弃其糟粕，将每人的：世系、生卒年月、学历、专业、经历、婚姻、成就、照片、地址等都记载下来，还配上反映重要人物及事件的短文，将家谱记载的内容加以了发展，成为家族中维系血缘关系及记载家族历史的珍贵人文材料，代代下传。
　　近年网络更为分布世界各地的族人提供了快捷、方便的联络手段。“数字家谱”的出现；“姓氏网站”的不断诞生；家谱在网上的“动态更新”和在网上浏览家谱已成为新时尚。用计算机网络汇总“炎黄子孙的脉络”就有了可能。
　　近数十年中，因族内人员迁移频繁，往往连络疏远。几千年家谱形成的记载，目前正处在青黄不接时期，一旦中断，则无法补救。续编和衔接即将中断的家谱，实为当代人义不容辞和责无旁贷的事。
　　近年，尤其在南方，我国修家谱之风又再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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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同姓不婚”

                    历史上的“同姓不婚”

    人类在远古时代都“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状态，那时部族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因此，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进入氏族社会后，开始禁止族内婚。本氏族的男女要到他氏族寻找配偶。氏族的族外婚制可以说是“同姓不婚”的最早形式。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正式从法律和习俗上禁止“同姓为婚”的，当属西周。这是西周不同于夏商的特点之一，也是西周礼制健全的一个标志。当时，禁止同姓结婚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在生理上，“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人们已认识到近亲通婚对后代身体的不良影响；在伦理上，“不娶同姓者，重人伦，防淫佚与禽兽同也”；在政治上，“取于异姓，附远厚别也”, “附远”即用联姻来加强异姓贵族的联系，以巩固其统治；在信仰上，“娶妻避其同姓，畏灾乱也”，人们把近亲结婚所生的畸形儿视为不祥的征兆，担心带来灾祸。因此，当时对同姓结婚的问题比较重视，视同姓相婚为“非礼”行为而加以谴责。有时贵族买妾，如不知其姓，还要占卜一番。如《礼记•曲礼》所说的：“娶妻不娶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其实，随着年代的推移和姓氏的变更，同姓未必同宗，亦非近亲。于是，“同姓不婚”的生理意义早已丧失。春秋时，同姓相婚仍被斥为“非礼”。但这种“非礼”行为并不罕见。甚至连周公的后裔鲁昭公也曾娶同姓女。秦汉以后，儒家思想上升到统治地位， "同姓不婚”的原则又重新受到重视。晋代武帝因鼓励增殖人口，不禁同姓之婚，是个例外。《唐律》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宋代与唐同。明、清律改为“凡同姓为婚者，各杖六十，离异”。可是在司法实践中，单纯以“同姓结婚”而涉讼的案件很少发生过。即使因其他原因而被发现，司法官吏既不追究也不逼迫离异。这种不干涉态度是有理论根据的，即《大清律例》所谓：“同姓者重在同宗，如非同宗，当援情定罪，不必拘文”.
    鉴于长期以来在“同姓不婚”上存在着法律与实践相脱节的状况，清末修律大臣兼法律学家沈家本建议删除这项规定。他考证了历史上姓氏演变的情况后指出：“其氏相同而其祖不同，谓之同姓，名实殊乖”；而且“视其本宗，转同异性”，虽属异姓，却是同祖，造成近亲通婚。因此，他认为禁止“同姓为婚”之律徒存具文。于是《大清现行刑律》删“同姓禁婚”条，并入“亲属禁婚”项。只要同姓而不同宗，结婚便不受处罚。从而改变了“同姓不婚”的旧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同姓不婚”不仅在实践中失去生理上的意义，还产生了一种副作用。因为“同姓不婚”中的“姓”是一个不科学的概念，而且是片面的，仅指男系而言。女方一嫁到男家便失去了自己的姓氏。这样兄与妹的子女、姐与妹的子女便均属异姓。加之《唐律•户婚律》有“其外姻虽有服非尊卑者为婚不禁”的规定，于是民间表兄弟姊妹间的婚姻便盛行起来，美其名曰亲上加亲。宋明理学颇重伦理纲常，故明、清律“尊卑为婚”条禁止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违者杖八十，离异。这无疑是个进步。但中表婚行之既久已成风俗，决非发布一纸律文即可马上改变的。实施的结果是诉讼浩繁、百姓不便。因此，明代翰林侍读朱善上书请弛此禁，得到皇帝的批准。清代也明文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根植于封建文化之上的封建法律，在旧的习俗面前显得多么无力。
    严复在《法意》案语中谈到中国的婚姻制度时指出：“上古所谓同姓，殆无男女之别”，所以当时的“同姓不婚”是非常合理的。但后来“特重男流”，以男子血统为姓氏，女子出嫁则为外姓。于是造成了“凡同姓者皆不婚，而中表虽至亲者犹可婚”的违反科学的习俗。因此，他主张：“中表近者，理当禁之，庶几有以合自然之天律”。严复对“同姓不婚”的剖析是颇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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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产生与发展

按：西祠胡同社区的“紫易禅师”的“家谱的产生与发展”对家谱撰写者非常有参考价值，通过此文，我们可以客观去看待历史资料和旧谱记载，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目的，不误导后辈子孙。
文章地址：http://www.xici.net/u9837814/d36284436.htm
文章内容：
        家谱是人类以血缘为核心亲缘关系的投影，若从人与群体联系观念形成的角度考察，起源相当久远。现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已经表明：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血缘关系是人类群体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纽带。人类最初出现的群体是“榛榛狉狉、群居袭处”的原始群，此时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纯是浑然之群。按照古人类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人类存在的三百多万年历史中，约有二百九十万年是处在原始群时期，到了距今十多万年时才开始产生氏族制度。浑然的原始群，开始分为若干小群，而且演进愈深，分析愈细，辨别亲疏的族群观念也随之产生，“故人之相仁遇也，始于知生我之母。知有母，则知有与我同母之人焉。由此而推之，则知有母之母焉；又知与有母同母之人焉。亲族之关系，盖由此而昉也。”这也就是后来作为家谱核心和基本内容世系的萌芽。   
        血缘亲疏的辨析，族群世系的认同，应是谱牒产生的根源，口述口传的世系，正是家谱滥觞。古有“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之说，吕思勉考证，“瞽蒙之职，盖尚在小史之前。”可见了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确有口述家谱的存在。我们追溯家谱产生的源头，可以发见家谱（严格地说只能是口述族群世系）、最初的功能就是辨析亲疏，凝聚族群，优化生育，即所谓“亲亲以相及”。此后万变不离其“别”与“聚这两个基本功能的，但随时代推移，社会制度不同，其具体内涵和所起作用也不一样。”   
        家谱发展及其功能嬗变的脉络，大致可分为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后几个阶段。   
        周代实行的是宗法封建制度：“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白虎通义》：“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称者为小宗。”《礼记.大传》“族”本来只是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并无尊卑主从之别；而进入队级社会，便有了“宗”，也就是在亲族之中奉一人以为主，主者为尊并有特权，他死了则由宗子继承。这样，家谱别亲疏、明统系的功能渗进了主从尊卑队级特权，为宗法封建政治服务的内容。《周礼.春官》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康成注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云。”由此可见：周代的家谱《世本》之类，是属于以周天子为首的周室宗族的，它所明的统系，是周宗室的帝王统系；所辨的亲疏，是尊卑贵贱的亲疏。所以，周代的家谱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     
        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经过春秋战国战火“礼崩乐坏”趋于瓦解，特别是秦王扫除六合，旧的贵族“公侯子，失其本系”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到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了。两汉时期的政治，基本是世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刘邦尚官，“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所以，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选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严格，“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由谱系”，因而维系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士族政治服务的工具。正因为家谱对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社交层次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造假的现象应运泛滥起来，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这是利益驱动所致。   
        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中原人口南迁，经济中心南移，五代以后江南庶族地主势力抬头，特别是宋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繁荣和商帮的出现，推动着社会权力的进一步下称，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发展。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地位。家谱由于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官修变为私修，内容也就更加广泛丰富，它的功能也由政治功能向发挥社会功能的方向发展。具体地说，私修家谱通过姓氏原始、迁徙本末、世系渊源的展现，起着追溯宗、联宗收族，维系和强化作为社会群体的宗族和家庭的作用。  
        总之，家谱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群体氏族、家族、家庭相联系，它的功能是随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嬗变，从社会功能至政治功能再回归到社会功能，自有文字家谱以来，总的发展趋势是由贵族而士族而平民，维系和凝聚的人群也越来越广。

家谱中“字派”的产生

        按：家谱中的“字派”，是现代家谱撰写必备的章节，但“字派”是何时产生的，撰谱者各执一词，有的甚至把“字派”写到夏、商祖先的头上。闲时与朋友戏说三国，问：“刘备、张飞、关羽”是何字派？下面转“360个人图书馆”中波湖渝收录的“字派的产生”一文，供大家参考。
   在家谱中比较受人关注的众多内容之中,字辈更多地受到族人内部关注，特别是在修谱时，入谱人名大多都要按字辈排列。
    字辈，也称行辈、行第、班辈、字派、班派、派语等。家族中同辈人为了体现宗族关系，通常在起名时需找一个共同用字，不同辈分的共同用字排列起来就形成了这个家族用以标明世系次第的字辈。字辈的形成是为了分尊卑，别长幼。此处的尊卑并不是指政治地位上的尊卑，而是指家族内部辈分的高下。字辈的使用，对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像孔门这样绵延数十代，繁衍达数十万的持久型家族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字辈的这种能够分尊卑、别长幼的功能，也就为其他一些需要分尊卑、别长幼的群体所借鉴，如宗教教派、社会帮派、武林门派等。这样一来，字辈这种原来纯粹为家族内部使用的文字形态也就有了更大的适用范围。
    字辈的产生，有人说起源于汉代。经过考察，我们认为，汉代，甚至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了一些在名字用字上反映同辈关系的萌芽或苗头，如选共同用字或在偏旁部首上体现出来。然而，这只能是萌芽，它离真正有目的、有意识地使用共同字来区别辈分，进而预先选取一定数量，且有一定意义的 “吉字”作为一种规定性、后代子孙取名时必须遵守的字辈，尚有相当大的距离。再说，汉魏时期以至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时人取名多为单字，字辈的区分更难明确。更有甚者，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父子几代名中均有“之”字，字辈不仅无从谈起，而且还从根本上违反了后世字辈的要求。所以说，这一时期，即使有字辈的痕迹，也是处于一种自发的萌芽阶段。
     隋唐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家谱资料基本上没有留传下来，因此，无法对此做出准确判断。不过，从一些现象中，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这一时期，某些家族开始出现了同辈在取名时使用共同用字的现象，如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其堂兄弟中著名者有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杲卿和颜曜卿、颜春卿等，大家都用一个“卿”字。颜真卿的两个儿子颜?、颜硕都有“页” 字偏旁，似乎也合字辈要求，但其曾孙名弘式，与颜杲卿曾孙名从览之间则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但这个“卿”字，到底是如何确定下来的，确定时对于不同辈分的用字是否都已确定，同时确定了多少代，这些都无法考定。不过，颜氏家族在某些代有字辈的规定，则是确定无疑的，只不过字辈要求不如后代规范罢了。颜氏如此，其他家族也必有使用字辈的。



圣人皆无父，伟人多私生——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奇特现象

中国是一个史官文化发达的国家，公元前841年是一个槛，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有了确切的纪年。这一年，西周首都镐京发生了“国人暴动”，首都的老百姓把暴虐的周厉王赶跑了，由共伯和同志执政，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国王”执政的时期，史称“共和”，现在把没有“国王”的民主政治体制称为“共和”，大概源于此。打这以后，很多历史事件都有据可查了，少了一些悬案和迷案，如明清时期，皇帝的起居都有专职太监负责记载，皇帝什么时候睡的觉，在哪儿睡的觉，上床之后又干了些什么，都有明细帐，叫“起居注”。要是没有这个明细帐，明代的孝宗、光宗这样的私生子，连身份的确认都很难，更甭说入主江山。当然，在这之前的历史，主要是靠口口相传的，由于在传承过程中的不断走样，就发生了很多“众说纷纭”的事，糊涂帐是一笔接一笔。就拿历史上的众多“圣人”来说，他们的身世就是一笔糊涂帐。

     这里的“圣人”既有我们的人文始祖，也有历朝历代的远古祖先和开创者，还有万世景仰的先贤大师。由于他们的身世没法搞清楚，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的身世明明很“清楚”，我们的先师们为了神化他们，反而弄巧成拙，把他们搞得“不清不白”了，所以《春秋公羊传》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就“姓”字解释说：“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总之，他们的出生都巧得很，将这些“巧”归到一起，那就是圣人皆无父，伟人多私生。可见，远古时期，满天飞舞的都是绿帽子。可这绿帽子满天飞，与“以孝治天下”的伦理纲常又相矛盾，于是，古人又提出了调和的解决办法，即圣人“有父而感生”，也就是说，圣人虽然有爸爸，但是他的“圣”却不是爸爸的遗传基因，而是上天赐予的，因此，圣人必有感生之异。这样一说，总算给圣人们留了一点面子——不是一点面子，而是很大的面子。能够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耻辱说成荣耀，就是从我们的老祖宗们开始的。

郝治年

盘古是我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神性英雄，然而他与我们民族的诞生繁衍并不直接相关。“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真正与我们先民的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第一个重要人物是伏羲，因此，我们的第一个人文始祖是伏羲。伏羲是怎么出生的呢？唐代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记载：“太皞包牺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包牺”“庖牺”即“伏羲”，古代音相同而通假，“庖”跟“伏”古代都读“袍”音。因为他将野兽驯化成了家畜，所以又叫“伏牺”。翻译成白话就是，华胥部落有个姑娘（我们称之为）华胥氏，有一天到雷泽去游玩，偶尔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脚印，便好奇地踩了一下，于是受感而孕，生下伏羲。雷泽中的脚印其实是雷神留下的，雷神长着龙的身子人的头，因此，伏羲本来就是一个龙身(蛇身)人首的“龙种”。有人说，华胥就是华夏的前身，我们都是龙的传人，看来，说伏羲是我们的第一个人文始祖还真有它的道理。

     有趣的是，伏羲在娘肚子里呆了十二年，“历十二年而生庖牺”。大象的孕期也只有一年，这个家伙在娘肚子里呆了十二年，既没有因羊水中毒而成为弱智，也没有胎死腹中，还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看来，古人就是会瞎掰。这伏羲不仅不弱智，还智商高得很，他教老百姓打渔狩猎，又教老百姓驯养家畜。他还发明八卦，创制历法，编写乐曲，搞行政区划……总之，他聪明得很，对我们民族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华胥生男为伏羲，女子为女娲。”他还是另一人文始祖女娲的哥哥。他们兄妹通婚才繁衍了我们十多亿子民。唐‧李冗《独异志》卷下：“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妇，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遗我兄妹二人为夫妇，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二人即结为夫妇。”他们本为兄妹，人类遭到洪水，人烟断绝，仅存他们二人，在这个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们毅然突破“人伦纲常”结为夫妇，再次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实在当时，既没有生理学，也没有伦理观，兄妹婚属常态，后世的礼教徒们非要东扯西拉，胡说一通，只不过是画蛇添足而已。
有的圣人孕诞与神龙有关。

     其一是三皇五帝中的炎帝。有熊国国君少典娶了有乔氏的两个女儿作妃子，长妃叫女登（又叫任姒），次妃叫附宝。炎帝又称神农氏，他的妈妈任姒虽然是少典的妃子，但是少典不是他爸爸，《帝王世纪》中这样记载：“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通俗的解释就是，长妃女登有一天到华阳游玩，忽然有一神龙来伴。女登因此怀孕，生了炎帝。传说他生下来三天能言，五天能走，七天就长全了牙齿，五岁便学会了许多种庄稼的知识。但是，因为他相貌长得很丑，“牛首人身”，脾气又暴，少典不大爱，就把他和女登母子俩养在姜水河畔，所以，炎帝长大后就以姜为姓。炎帝的形象就是典型的现代电视剧中看到的牛魔王的形象。神农是我国的农业鼻祖，而耕牛在农业生产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神农部落以牛为图腾崇拜一点也不奇怪，炎帝不可能真的“牛首人身”。

     因搞禅让而名垂青史的尧，是他母亲庆都感赤龙而生的，并且还超出预产期四个月。帝喾有四个妃子，第一个叫姜源，第二个叫简狄，第三个叫庆都，第四个叫常仪。尧的母亲是老三。可能尧在历史上特受推崇，连他的母亲也被神性化了。传说她是天上“大帝”的女儿。在某一天，天上忽然一个霹雳，将大帝身上打出了血，那血溅到一块石头上。后来这血化成了一个婴儿，就是庆都。——跟孙悟空的出世如此惊人的相似。一个姓陈锋氏的女人路过此地, 听到石头缝里有哭声，就将其取出收养。庆都长到七八岁时养母去世了，一个叫尹长孺的人又收养了她 , 将她抚养**。帝喾的母亲握哀听说庆都神奇的经历，就将她召去，见她文静、大方、漂亮，就纳为帝喾的妃子。奇怪的是，她不管走到哪里，头上总有一朵黄云遮头，长大后又常有神龙伴随。

     庆都有一次陪养父母尹长孺夫妇坐船去旅游。正要启航，忽然一阵大风，只见天际卷起一片红云，那红云之中仿佛有一物蜿蜒翻滚，直向船首而来。须臾之间，愈逼愈近，鳞爪全见，原来是一条赤龙，长约十余丈，张牙舞爪，十分吓人。众人吓得四散逃走，庆都尖叫一声昏死过去。突然，黑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过了一阵子，云消雾散，人们纷纷赶来，将庆都唤醒。庆都疲惫不堪，心中十分不快，哪知自此之后，竟然怀了身孕，十四个月之后，生下了尧。即古书记载的：“出游三阿，奄然阴风，赤龙与庆都合，有娠而生尧。”这要放在现在，一定是一桩待破的强暴案。

     历史脱离模糊期后，还有人依葫芦画瓢。刘邦的出身也与龙有关。《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刘母外出逾时，刘父出门寻找，居然就一捉一个准，原来老伴真的红杏出墙了。给自己戴绿帽子的居然是一只蛟龙，不过事实上有可能是土匪，或是地痞之类，总之，刘父不敢惹，只好哑巴吃黄连。司马迁被汉武帝阉了，所以专揭刘家祖宗的短。司马迁这小子也太毒了，表面上是在神化刘邦，说他是龙种，其实是在糟践人家老妈，好在当年还不兴文字狱。

     还有的受孕与各种天文现象有关。

     我们最正宗的始祖黄帝：“按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母曰附宝。之祈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少典的次妃附宝，有一天到郊外祭祀什么的，忽然遇到下暴雨，看到有大电光绕北斗而去。下雨的日子，电闪雷鸣，他妈可能有“通天眼”，居然看到闪电奔北斗而去。结果，附宝感而受孕，怀胎二十四个月，生下黄帝。黄帝长得“河目龙颜”，落地能语，性情和善，很受少典国君的爱，就带着他和附宝一同住在阴水河边。附宝生就的美容丽质，非常动人，被人们呼为美姬。她常到阴水边洗衣淘菜，人们见多了，就把这段河叫成了姬水，黄帝长大以后，便也以姬为姓。
颛顼高阳氏，是黄帝的孙子，传说活到98岁，死后又化为半人半鱼的“鱼妇”。他在位期间创制九州（中国古称九州即源于此，不过大家更倾向于大禹定九州），定下四季和二十四节气等，是一位有文治之功的帝王。共工怒触不周山，据说就是为了与他争夺帝位。他的母亲叫做昌仆，也称之为女枢。颛顼是“瑶光如蜕贯月正白，感女枢于幽房之宫”而出生的。长虹贯月，女枢受到感应就生下了颛顼，这倒应了“感天而生”的说法。

     舜的父亲姓妫，后人称其为“瞽瞍”，又称“瞽叟”，即瞎老头儿的意思，有人说他是“无目”，有人说他是“无眸子”，即单纯的没有眼珠子，刚好相反的是，他的“儿子”舜却是“重瞳子”，因而取名叫“重华”。舜的母亲叫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目重瞳子，故曰重华。字都君。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舜因生母早死父亲续娶而深受虐待，但他却至孝至顺，以德报怨。舜后来做了尧的女婿（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享“齐人之福”的人），后来又做了尧的接班人。

     治水英雄大禹的出生，则有多重神话色彩。真是历史越来越现实，人却越来越神化。《帝王纪》云：“父鲧，妻修巳。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长。”大禹的母亲先是看见流星飞向昴星，有了感应；后来又吞下了薏苡仁，才怀了大禹。禹的出生，既不是顺产，也不是剖腹产，而是“胸坼而生”，“坼”就是裂的意思，大禹是从胸口蹦出来的，多玄乎啊！大禹的出生，关天上的流星的事，关地上的薏苡的事，就是不关他爹鲧的事；受孕玄，着床玄，生产更玄，医学在这里完全找不着北。禹的父亲鲧治水九年，劳而无功，被舜“咔嚓”了，禹在悲愤中接过父亲未竟的事业，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腿毛都磨光了，终于疏通了九州大地上的江江河河。禹的业绩受到万世景仰，正所谓英雄不问出“生”。

     没有文字的历史，总令人琢磨，让人费解。有文字的历史，则头绪好理得多，有时候为尊者讳，虽百般掩盖，却仍留下蛛丝马迹。历史上就有比较典型的属于移花接木的例子。

     春申君黄歇，是司马迁推崇的战国四公子之一，楚考烈王时担任楚国的令尹，封为春申君。上海过去简称“申”，就是因为它是春申君的封地的缘故。春申君合纵抗秦，多有贡献。当时楚考烈王没有儿子，春申君颇为“担忧”，决定帮楚考烈王一把，真是忠诚到家了。当然，他是“学雷锋的典范”，做好事不留名的。他偷偷地娶了赵人李园的妹妹，等到李园的妹妹有了身孕后，再献给考烈王。他这一宝押得很有运气很准，李园的妹妹生了个儿子，立即被昏了头的考烈王立为太子（即后来的楚幽王），而李园的妹妹母凭子贵被立为王后。配角李园因此逐渐登堂入室，阴谋剥夺春申君的大权。考烈王病死后，迫不及待的李园命人埋伏于棘门之内，杀死春申君，灭其全家。假太子成了真楚王，“楚王”就这样被调了包。

     跟春申君略无二致的是历史上更有名的“奇货可居”的吕不韦。《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从这里，我们看不出什么端倪，但看了同是司马迁写的《史记•吕不韦传》，就会发现其中的猫腻：“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吕不韦的手法与春申君如出一辙，但戏演得更逼真。这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嬴政，中国历史上开创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第一人，其大统一的开创之功千古不朽。嬴秦的血统也被吕不韦偷偷置换了。好一个移花接木之计，吕不韦才是中国真正的“国父”。

郝治年

如果说秦始皇是政治上影响中国最深远的人，那么孔夫子就是思想上影响中国最深远的人。大圣人孔子的出生同样是一桩公案，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尊孔者要么讳言孔子的出生，要么美化、神化孔子的出生；批孔者则往往揪住孔子出生“不正”的小辫子不放。孔子的父亲名纥，字叔梁，古人将字和名合称，所以我们看到有的地方说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他是鲁国一个有战功的武士，力大无比。孔子的母亲叫颜征在，我们村里有妇女名字叫征在，我还很奇怪，女人的名字往往叫丽呀娥呀淑呀琴的，她怎么叫征在呢？原来这名字还挺有来头的，是为了向圣人之母看齐，取名字的人还是孔子的信徒。叔梁纥与颜征在结合的时候，前者已六十出头了，而后者才十七岁左右，属于典型的老少配。有人说老夫少妻生的孩子聪明，举例如孔子云；还有人说男女偷情生的孩子聪明，举例又如孔子云。所以孔子是优生优育的典型。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良有以也。我们仍然来看司马迁的《史记》：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於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纥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慎也。郰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这里面一句话很关键：“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需仰视才能看见的大圣人，原来是野合而生，多大的讽刺啊。圣人怎会有瑕疵呢？是不是司马迁搞错了？抑或别有用心？譬如司马迁在《史记》的多处字眼里就流露出对汉高祖刘邦无赖嘴脸的讥讽。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可以稍作分析。

     司马迁为孔子作了传，但并不是放在“列传”里，而是放在“世家”里。我们知道《史记》的体例特征，“世家”是“王侯”的专辑。孔子只不过是一介布衣，司马迁考虑到孔子的巨大影响，出于对孔子的由衷推崇，才抬高了孔子的“级别”。相同的例子还有项羽，项羽并没有称过帝，然司马迁也把他提升了一个级别，放到“本纪”里去了。就好比现在有的正处级干部，由于政绩“卓越”而破格享受副厅级待遇一样。

     司马迁与孔子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可能像与刘家那样，有个人恩怨。当时的大气候，正是儒学的地位直线上升的时候，司马迁于公于私，都不会刻意去贬损孔子。司马迁作《史记》的严谨、客观态度是受到后人的一致肯定的。从司马迁在《孔子世家》的结尾对孔子的高度赞誉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拜与景仰：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可见，司马迁对孔子出生的记载应该算是实事求是的。我认为倒是司马迁的“信史”观才使他没有去刻意掩饰和美化孔子的出生。否则，历史上又多了一个“高大全”的孔子，少了一个真实的孔子，尽管孔子本人并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

     六十多岁的孔纥此前并不是什么未婚“大龄”青年，颜征在也不是明媒正娶的妻子。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九女”，无一子，被休回家。后来又纳妾，“其妾生孟皮”，可惜是一“病足”。颜征在也不是纳的妾，如果是，她为老孔家生了唯一的健康继承人，是不可能被赶出孔家的——有人说孔子母子在父亲死后被赶出了孔家也不可信。“丘生而叔梁纥死”，孔子出生不久，父亲就死了。“孔子疑其父墓处”，孔子长大后，居然不知道父亲的坟墓在什么地方，原因是“母讳之也”。母何以讳呢？如果是被赶出了孔家，毕竟不是孩子他爸赶的，也犯不着生死人的气啊？不告诉儿子他爸的坟墓在哪儿是不符合常理的，有哪个母亲能忍心看着自己的儿子背着不孝的骂名在痛苦中煎熬？只有是野合而生的，即一夜情生的，只不过当时是一时的冲动，而事后羞于启齿，非常懊悔，且特敏感，坚决不许他人擢自己的伤疤，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孔子一直等到母亲死后才从“郰人挽父之母”那儿打听到了父亲的墓地，并且把父母合葬了——我想他的母亲颜征在并不乐意。
    那么孔子父母的野合是不是和现在的男男女女有违社会公德的偷情行为一样呢？答案是否定的。孔子出生后，并没有受到当时社会的歧视，只是后人在莫名其妙地歧视孔子——真正不知所谓。这就要搞清楚古代的社会习俗。就好比某些人口负增长的发达国家盲目批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样，后人也是在盲目批评孔子父母的野合行为，尽管孔子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是很不幸的。

     我们现代社会人口膨胀成为社会负担；但在古代，人口却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农业生产，行军打仗，都离不开人口，因此很多朝代都鼓励生育的。对适婚青年男女实行强制婚配，对不婚不嫁者施以惩罚的现象也出现过。所以，愈是在远古，*政*府*愈是把增殖人口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并且，人类的婚姻习俗和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形成过程，也经历了很多的发展变化，用后世的婚姻伦理观来看古人的一些行为必然会产生一些逻辑错位。

     前面讲到的有些圣人无父，或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那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典型特征，那个时期，固定的伴侣关系，稳定的家庭观念，都还没有形成，部落内实行群婚制和走婚制，固而人们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一点也不奇怪。再后来，配偶开始逐步固定化，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开始形成，但是，传统的群婚和走婚习俗也没有一下子就消失，人们的贞操观、血缘观也没有后世强，所以出现很多母亲有配偶，但爸爸却不是母亲的配偶的怪现象。对于人类社会早期的这些两性关系，后世的礼教徒们没法理解，或是出于教化的需要，才用神话来穿凿傅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早期，人口资源极端稀缺的时候，天子或诸侯首先考虑的是增加人口，而不是灌输贞操观、节烈观。所以他们也做了很多“*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事情，概括起来就是祭媒神（祀高媒），开party（会男女）。久而久之，这种活动就形成了古代的一种民俗，并且传承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