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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八月,天航先生被调至云南省国立龙陵师范学校任教导主任。该校原为国立大理师范学校,一九三八年创立时名为“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一九四一年改名为国立大理师范学校。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推进边疆教育,把学校西迁到怒江以西的龙陵县境,改名为国立龙陵师范学校,以便使少数民族子弟能就近上学,并委任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生、生物学博士姚楠为校长,学校于当年下半年起就开始搬迁。 但姚楠是个利欲熏心之徒,利用建校的巨额资金去缅甸贩毒,而对学校的基本建设,马虎应付,以低劣的土坯、土砖平房充建筑材料,对学生伙食也一再克扣,学生几乎难以维持生活,忍无可忍,于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初发动了反贪污、反饥饿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姚勾结国民党军队进行镇压。在学生、地方当局不断上诉和舆论的压力下,教育部于一九四八年夏撤掉了姚楠,另派国立清溪职业学校的校长萨本熙接任校长。萨接任后长期躲在昆明,加上解放战争大形势的影响,校内十分混乱,学校从此一蹶不振。 天航先生于一九四八年暑假期间,在萨本熙接任前到达该校。当时学校正在搬迁中,原校长姚楠在大理接待了他,并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赠予天航先生:“天地蕴奇气 航舟济大川,天航学兄惠正,弟姚楠书”(原物遗缺)。至于姚楠如何得知天航先生是校友,据天航先生说,他后来才知道这份职务是当时的教育部参事室主任刘英士先生推荐的,许是刘先生和姚提起过。 上述两所学校虽然都是中等专业学校,教导主任的工资却是享受副教授的待遇,月薪300元。 |
一九四九年三月因解放战争向大西南推进,学校停课,天航夫妇携两个孩子再次回到上海。此时,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上海局面混乱,时有炮火隆隆,他们只好暂居内弟张石流家中,张石流那时是中福会儿童剧团的团长,地下党员。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不久后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招生,天航先生报名入学,当年年底结业,分配到中国福利会儿童工作研究室工作。 中国福利会是宋庆龄先生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在香港创建。其前身是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宋先生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宋子文先生任会长。以宣传抗战、争取外援为宗旨。保盟广泛动员国内外热爱和平、主持正义的人士,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保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迁往重庆。一九四六年一月迁到上海后,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一九五0年八月十五日改名为中国福利会(简称“中福会”)。 一九五0年初,中福会打算筹办儿童刊物,当时中福会儿童工作研究室是吴之恒与天航先生负责,这个任务自然就交给了他们。所幸天航先生曾在《星期评论》干过助理编辑,又与朋友创办过《诗创造》,有出版的经验。他们参加了“上海儿童文艺工作联谊会”的活动,邀请了一些有经验的同志开座谈会,得到了陈伯吹、贺宜等十多人的帮助。 特别使他难忘的是宋庆龄先生的亲自关怀,她为《儿童时代》的办刊方针亲自题字——原文是英文的,译为“要给孩子指出正确的道理,使他们走向光明灿烂的境地。” |
一九五0年四月至一九五一年,天航先生任《儿童时代》主编 ,编委会由郝天航、孙毅、陈维博等七人组成。 经过精心筹划,一九五0年四月一日,《儿童时代》 正式诞生了。天航先生刊出了一首《黑母鸡》的诗,署名“鲁风”,后来便一直使用这个笔名。 天航先生是江苏沛县人,之所以取名“鲁风”而不是“苏风”,是因为解放后,沛县一度划归山东省管辖。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二日,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儿童文学艺术创作评奖授奖大会在北京召开。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先生向到会的得奖作家张天翼、高士其、路坦、王绪阳、刘继卣(yǒu有)、沙鸥、张文纲等27人授奖。天航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他的作品《金斧头》获三等奖,奖金200元。会上,宋先生再次叮嘱他要把《儿童时代》办好。 天航先生的工作关系从参加革命到离休,都是在中福会暨《儿童时代》社,其中含一九五二到皖北怀远县参加土改半年多。 中福会所摘抄的档案到这里已经结束,但对于天航先生跌宕起伏的一生,这些仅仅是一闪而过的片段,更多的精彩与磨难,只有深入他的工作与生活经历中才能获知。 (四)一语成谶(chèn趁) 一九四一年的某日,中央大学哲学系的一位老教授到《星期评论》社与刘英士主编闲聊。午饭席间,老教授主动给天航先生算命,观完手相和面相后,他说:“这个年轻人四十岁之前生活道路较顺畅;四十岁左右,如从军可做将军,但有血顶之灾,也可能阵亡;过了血灾关,晚年会是幸福的。”几十年后,天航先生回忆时说:“我的命运被这位哲学家说中了。” 五十年代中后期,他正处于年富力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场场劫难接踵而至,一一应验着那位老朽的预言…… |
一九五五年五月开展的反胡风运动,是他遭受磨难的开端。事情的起因是一九五四年六月,天航先生去北京领奖期间,曾去胡风家里造访胡夫人梅志。梅志是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和传记作家,天航先生和梅志又曾在重庆《星期评论》社一起共过事,他去看望这位前辈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在翌(yì读义)年的反胡风运动中,他却被当做胡风分子遭到迫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坐牢7个月之久。 胡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胡与鲁迅关系密切。早在一九三六年,左联内部就有由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有关“国防文学”和由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周扬与胡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这本来是一个文艺界的学术争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由于高层的介入,最终发展为政治运动。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一场大规模的文字狱。 胡风案件以及此后掀起的肃反运动和审干,使知识分子产生群体性的疑虑、压抑和恐惧,造成他们极大的不满。因此肃反运动的扩大化,成为1957年“鸣放”运动中表达最多的话题,一定程度上为反右运动埋下了伏笔,是不少人被打成右派的重要原因。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五月十五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十月十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标准》规定了六条,其中主要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标准,政策界线虽较清楚的,但有空泛和不易掌握的缺陷,加上当时反右扩大化和“宁左勿右”已成气候,很难真正贯彻执行。一九五七年底,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大体都已进入扫尾阶段。 |
反胡风运动之后,天航先生被撤销主编职务。他本就有点口吃,不善言辞,出狱后更是噤若寒蝉。五七年整风运动大鸣大放时,领导要求他对党组织提意见,他只重复了报纸上一位生物学教授鸣放时曾说的 “公鸡叫时,是要抬起头来的。” 这句话后来被判定为右派言论,于是,他又被扣上了“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一九五八年冬,被遣送到青浦青东农场劳动教养。 这年,他刚四十岁。 天航先生曾在《坎坷》中写道:“是神是鬼/是人是牛/我管不了也懒得追究/只是背着沉重的背包/按照别人的意志,走……”;1958年,“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背着沉重的背包/迎着冽冽的寒风/踏着滑滑的冰雪/疲倦地走,走……”;“在那苦难的岁月/我每月带着回家的/眼泪和喜悦…… ”。返回到佘山汽车站的路上,他在《游佘山》中写道:“听到的是开山的炮声/看到的是山村茅屋/偶尔听到鸡鸣/此外便是候车时的寂寞。” 天航先生劳教期间,没有工资,只靠他夫人的收入抚养三个子女,退掉了五原路30平米的住房,蜗居在万航渡路处只有8平米的小屋。他女儿在第二女中上学,连学费都负担不起,是陈伯吹先生给了20块钱才得以解决。他四弟在部队里,有时会寄来一些钱周济。一九六二年四弟出差路过上海时去青东农场看望哥哥,在传达室登记时,遭到了门卫的训斥:“你作为现役军人来看望一个犯人,要考虑立场问题……”青东农场还给部队寄去了检举信,不久,四弟被迫复员转业。天航先生的子女也因父亲的身份受到了株连,长子不允许上大学,次子和女儿下放到皖北及东北。 |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全国经过初步拨乱反正,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正常的组织秩序得到恢复,各项政策得到逐步落实。青东农场的劳教人员陆续落实政策回城,但天航先生却迟迟没有动静,询问农场时得到的答复是:他不属于右派,不存在落实政策问题,所以没有人管。他想找原单位,但《儿童时代》停刊十多年,单位负责人更换多次,不熟悉的人无法相托。这时他想到了宋庆龄先生 ,于是通过原沛县中学的老师郭影秋(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将上诉的材料转至宋先生,据说由宋先生批转给了有关部门,天航先生的问题才得以落实。 一九七九年夏,天航先生的次子敬照,受中福会的委托,代表单位从青东农场将他接回。不久,便办理了离休。 天航先生在精力最充沛的时期,却无端遭受了二十年的迫害。待恢复自由身时,已是满头华发,背驼眼花。他与亲朋好友的谈话、书信及后期的作品中,从没有过丝毫怨言与不满。他说这“只能当做一个闹剧来看”(见“二0一三年五月一日前夕致四弟等五人的信”)。他将这一切不幸归结于生不逢时,那又何必怨天尤人,结局终会是圆满幸福的:“生不逢时/生又逢时/风已息,雨已停/冰雪已融/老树生新芽/春花又盛开”。究竟是坎坷磨炼还是天生本性,已经不得而知,他始终保有自己乐观、善良、童真、美好的内心世界。他在一九八八年发表的《七十自勉·小诗二首》里写道:“貌儿是老人貌/心是赤子心/爱写幼儿诗/快乐情纯真”,“同志加朋友/为我来祝寿/七十不算老/学步跟党走”。 在《迎春小唱》里,他依旧唱着欢乐的歌:“春天来了/春天多么快活/桃花映红了天/杨柳染绿了小河/小河笑开了口/哗啦 哗啦……” 老人海纳百川的胸怀,着实令人钦佩! |
离休后天航先生继续发挥着余热。一九八一年应上海市妇联等单位的聘请,筹办《为了孩子》及《现代家庭》杂志,并主持了两个刊物编辑与出版。其中,《为了孩子》于一九八二年一月出版第一期,作为全国知名的综合性婴幼儿家庭教育刊物,几十年来受到了一代代读者的欢迎。《现代家庭》社于一九八四年筹备,一九八五年一月出版第一期,自开办以来获得了全国多个奖项。 一九八六年由朋友推荐至深圳《中外电影信息》社。在出版了六期后,因经费短缺而停刊。至此,天航先生开始安度幸福的晚年。 他的经历,正如诗人圣野在《花台香正浓》中所写:“鲁风可没想到/在一个/自由解放的国土里/他也会失去/给孩子编写刊物的快乐和自由/在整整二十年的/可怕的恶梦里/鲁风的命运/竟和下贱的猪猡/捆扎在一起/可怕的日子结束了/鲁风又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阳台/鲁风写的诗/和鲁风种的花/终于结成了一片/鲁风被剥夺了/精力正旺的二十年/鲁风却拥有了/鲜花盛开的晚年……” |
(五)患难与共的好伴侣 天航先生四十岁便遭受苦难折磨,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他能够顽强挺过漫长的黑暗时期,并在离休后再次意气风发为社会做出贡献,都因了他的好妻子——张洁女士,一路相携,患难与共。 张洁女士是江苏扬州人,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出生。抗战期间,张洁同四弟张石渠到重庆寻找三弟张石流。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天航先生结识。从此俩人由相恋到相守。一九四四年,他们在重庆《大公报》刊登了结婚喜庆公告,并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元宵节,在上海西门路60弄43号(星群出版社)举行了婚礼。臧克家先生不顾严寒,冒着风险来为他们题词祝贺,还带来了郭沫若先生题签的《结婚纪念册》。 一九四七年张洁女士随夫远迁西南,于苍山洱海之间流浪漂泊;一九五八年独自带着三个孩子住进八平米的小屋,二十年间,以娇小羸弱的身体挑起了养家育子的重担,与天航先生相濡以沫,共度时艰。天航先生多次在诗里,用最美的语言赞颂她,感谢她:“你的一张照片/两只美丽的眼睛/昂首望天微笑/在黑暗的年代/是要有点/人的骄傲/人的尊严。 你的一张照片/每当我看到/心发酸/眼流泪/有限的食品都给了孩子/你瘦弱得风能吹得倒/这是亿万母亲的写照”(《给爱妻张洁的诗》)。 (六)喜结硕果 天航先生一九四三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八五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诗作有《祖国的早晨》、《小讨厌》、《点名》、《老鼠嫁女》等;民间童话《金斧头》、《北海桥》、《布谷鸟》等。诗作《哭的与笑的》被选入《现代千家短诗萃》;《老牛》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歌卷》。出版的文(诗)集有《长胡子的小朋友》、《种甜的人》、《小讨厌》、《金斧头》等。《金斧头》于一九五四年六月获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儿童文学艺术创作三等奖;一九八七年中国作协授予优秀文学奖。其它作品曾获上海作家协会幼儿文学荣誉奖、上海儿童文学研究与推广学会第二届学会奖等近十个奖项。《金斧头》和《老鼠嫁女》二文,先后被选入小学语文教科书,日本也曾将此二文列为教材。可谓: 作品丰收硕果累累 儿童文苑共揖清芬。 (七)终生遗憾 二0一七年十二月,天航先生在日记本里写下了他一生的遗憾:“我的心灵深处/深藏着一本书/学习时用的党章/红色的书/给我温暖/我终生没有进家/没有获得一本党章。”一生受尽磨难,赤子之心却始终未曾改变,读之令人心下怆然,不由萌生敬意。 结 尾 “蔗农/是种甜的人/他们/把甜送给别人/自己/也尝到了甜头”(郝天航·《种甜的人》)。 他就是诗里的那位“长胡子的小朋友”,他又是那位“种甜的蔗农”,他一生都爱没长胡子的小朋友,为他们写诗写童话,为他们构建天真美好的想象天地…… 二0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天航先生入住中福会青浦疗养院。 二0一九年四月八日清晨,这位“种甜的老小孩”平静安详地离世,享年一百岁。 故,人咸称羡以“仁者寿”云!⑨ 二0二0年八月十五日 定稿 |
尾注: ①苗敬一的父亲苗宗藩,时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是郭影秋的入党介绍人。苗敬一和郭影秋二人是江苏教育学院(无锡)的同学。 ②郭影秋(1909年-1985年),江苏铜山人,革命家、教育家。1934年任沛县中学教务主任,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教务主任身份掩护下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后投笔从戎,在微山湖一带发动组织抗日,任湖西军分区司令员,后又担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历任川南行署副主任、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 ③郝中士与郝天航是同村宗亲。曾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苏鲁豫区党委组织部长、冀鲁豫区湖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建国后,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华南分局委员、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农业部副部长等职务。 ④税警总团是宋子文在1932年任财政部长期间建立的私人武装,应该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非正规部队。但是在宋子文的大力经营下,变成了一支连国民党内甲级正规军都无法比拟的精锐部队。“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税警总团以第88师独立旅的身份参战,浴血奋战,奋勇杀敌,战功卓著,后来孙立人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两次立下战功,从此便在军界崭露头角。武汉会战后重组的税警总团也由原本的三团扩张至六个团的规模,一九三八年底税警总团移防贵州都匀整训。 一九四一年底改编为第六十六军军三十八师(实际军级建制),该部队成为当时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即后来去缅甸作战的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期间,就解救出了被日军包围的英军7000人。孙立人是抗战时期唯一一位歼敌超过十万的军长。 ⑤潘天寿:即后来的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是1919年3月由汪大燮(xiè)、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等发起,在北京成立的协会。以“研究国际问题,推动国民外交,促进国际合作及拥护国际联盟,保障国际公理正义”为宗旨。抗日战争爆发后迁重庆中山路187号,以朱家骅为会长,副会长为罗文干,理事有顾维钧、王正廷等外交家及名人。出版《中华论坛》周刊(英文)、《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月刊及《世界政治》半月刊等。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该会改称为联合国中国同志会。 ⑦李宗刚,李静 1947 - 1948 年《诗创造》目录辑校[J]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4):119~129 ⑧《中国新诗》是一九四八年六月由《诗创造》中一部分诗人创办的丛刊,由曹辛之(杭约赫)、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方敬(未到职)等为编委。他们与北方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九人汇合,掀起一股现代主义诗潮,他们自称是“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在新诗写作中追求现实与艺术、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平衡美;在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上追求“新诗戏剧化”,构成为现代诗的一个流派。一九八一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九叶集》,因而称为 “九叶派”。现代文学史通常认为“九叶诗派”的艺术探求很有价值,拥有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诗人、诗作,对新诗的表达方式以及诗学观念都有大的突破。 ⑨人咸称羡以“仁者寿”。咸:全;都:~受其益。老少~宜。仁者寿:仁德的人一定会长寿。出自《论语·雍也》:“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