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上楼”就是过上好日子吗？

郝圣先

眼下，一股村庄改造之风正在全国部分省市盛行。据新华社消息，山东某县级市自2007年开始，全面开展农村社区化建设。其做法是，将辖区内1249个行政村全部撤销，合并为208个社区，每个社区涵盖5个村庄1500户左右。
       第一，千百年来形成的村落消失，村庄所承载的文化多样性消亡。中国乡村有几千年到数百年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短期内，撤销村庄建立所谓的社区，将村址、村貌、村名连同其所承载的文化一起“铲除”，这样大的动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上，即使战争年代消失的村庄，也很快被热爱家乡的父老在废墟上建立起来；
而今天，在和平年代，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消灭乡村”运动，其得失尚需进行认真的研究。农民上楼后，原本和谐的乡村文化可能会变味；将几个村庄硬性合并到一起，不同村民之间、原村民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中国村庄形成目前的格局，是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撤村改居”将造成村民传统邻里情感丧失，村民的自治权力被进一步削弱。
      第二，建筑资源被大量浪费，环境污染加大。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山东农村，笔者所见证的村庄改造大体有三轮：一是在文革后期，村庄划排房，将自然布局的村落化成整齐划一的“军营”式民房；二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排房基础上建造平房；三是本世纪初，开始推到平房建楼房。在这一系列村庄改造中，乡村古建筑、祠堂、老林（家族墓地）、大树已荡然无存。农村建筑寿命平均仅15~20年。建筑需要沙子、砖头、泥土、水泥、玻璃、钢材、木材、石材等，其原材料大多是不可再生资源。频繁改造农村，浪费了大量建筑材料；生产钢材、水泥、玻璃等建筑材料污染了生态环境。以前的乡村改造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今天的 “农民上楼”运动，由*政*府*和开发商在短期内联合操作，对建筑材料的大量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农民生活方式改变，生产活动难以开展。将社区集中成片，显然有利于农民居住。然而，农民离农田远了；牲畜、家禽、农机具不好上楼；生产不方便了。在云南农村，笔者了解到，村庄合并后的农民，原来走十几分钟就能到的农田，现在需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更重要的是，原来的村落布局，可将粪便、草木灰等废弃物作为积肥使用，而上楼后的废弃物只能进污水处理厂，加大了污染物处理难度，造成可再生有机肥浪费，不利于生态循环农业实现。有专家认为，在城市化水平达到60%～70%、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农业劳动占比不大的时候，“村改居”时机才比较适宜。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才40%左右，搞村庄改造“大跃进”，是否有些操之过急呢？
第四，村庄整合腾出来的土地农民难以实际受益。山东另一县级市，对960个村进行拉网式摸底，共查出农村拆旧区等土地2万余亩，其中可用于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土地约5000亩。对这些腾出来的土地，开发商一可以变卖指标，二可通过房地产开发赚钱。农民上楼后将不再拥有宅基地。虽有些农户可以一次性得到10~20万元的补助，但这些钱还要用于购买新居，农民手头剩不下什么钱，可能还要负债。更关键的是，腾出来的土地农民说了并不算，而是开发商说了算。这样，今后土地的增值部分，农民可能难以享受到。在商业行为面前，单一的农户永远是弱势群体。
      第五，部分“被城市化”农民可能会沦落为“三无人员”。目前的村庄改造模式，说穿了就是城市房地产模式的翻版，是城市房地产开发商进军“不设防”的农村。因交通方便，加上农村土地便宜，城里人会来农村购买房屋。在一些地方，一座面积为240平方米的乡村社区联排别墅，售价不到28万元，这对城里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撤村改居”其最初的动力在“居”这一功能上，这个功能对不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有吸引力，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则好处不大。有些农民交出宅基地后，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再加上不善经营，可能会变成“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人员，遗留下较大的社会安全隐患。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个当年对农民极富鼓动作用的宣传口号，如今正在中国部分乡村变成行动。然而，纵观全国城乡，我们建造的住房太多了，许多房屋变成了无人居住用以炒作的商品。如今，这股歪风吹到了农村。
        乡村改造要因地制宜，慎重进行，要尊重农民意愿。建议有关部门对正在发生的“村改局”运动进行认真调研，即使纠正过热、过激行为。新农村建设应以生产发展为主，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完全可在已有的村庄格局上进行，并无必要对整体村庄动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