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2.13

1967年2月13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之一，这天，我经受了不应有的屈辱。

当天下午，我骑自行车从泰安道（五处）处本部经马场道回四科驻地，行至昆明路附近时，迎面一辆接一辆装满全副武装士兵的解放大卡车，往市中心方向开过去。这，我本并没有十分在意，文革以来，各级组织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解放军成为唯一的权力实体、正确的化身。“三支两军”就是具体的体现：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一切的一切都是解放军说了算。尽管到处都可显现解放军的身影，所有人都设法穿件军绿衣服，但是眼前景象也还仿佛觉得有点不大对劲，这么多的车、运这么多的兵，武装持枪还并不算太显眼，可特别突出的是带叉天线的步话机点缀了一种实战的气氛。

自从公安机关被默许参加运动以来，一件玛钢厂医院的王子森事件，闹得全局沸沸扬扬。支持王子森为维护自身权益给当权派提意见的占干警的绝大多数，于是学着社会上的惯例，把大字报贴满了市局大楼的每层楼道。局办室的工作人员，一开始以维护市局办公环境和公安机关特殊性为由，反对贴大字报，激起众人的愤怒。就这样，从对立的情绪发展到了对立的观点，借势分成了两个派别。从此，凡事都自然对立，多数派情绪激昂受社会影响开始揭发批判局领导的错误言论、和错误行为；少数派出面维护领导尊严、解释纠正不实言词，“保”、“反”界限及其分明。可是极其令人费解的是，维护局领导的那一派，竟然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如此旗帜鲜明地“保”，怎么也叫开了“造反”？后来才清楚，“造总”是局领导直接参与、组织、领导、指挥，去反市委、造市委反的队伍。对立派的成员都是基本群众，最大官职只是科长，于是他们为了极力标榜纯洁、朴实，于1967年1月15日成立了“政法公社”。

基于对机关内不同观点的倾向，和对“十六条”中“本单位”的理解，我自然没有参加跨越过本局直接反市委领导的“造反总部”，而成了“政法公社”的一员。

至此，公安机关的运动在矜持了三四个月后，毫无遮挡的与时俱进了。

“造总”在高人的策划下，为避免两派正面冲突，总部不设在市局办公大楼，人员自然脱离了机关；“政法公社”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就势宣布夺权，社员们坚持工作岗位连续值班。 

四科地点就在马场道英式十二座楼，一个月来，我们都自觉自愿的坚持留宿值班，所以下午一般都差不多要回来的。

在科值班室，有人不知从哪带来了一把花生，几个人每人捏几个吃得滋滋有味，大家交谈着外边大字报的情况，从市局回来的人说，以后就好了，听说公检法马上要军管。大家表示：那好哇，军管了就会正规了，不用光咱们值班了，不信“造总”能长期脱岗在外边搞运动！有人说，弄不好今天晚上有行动，“支左联络站”调来了好多好多兵，几十辆大解放呼呼的开进去的……我说：“哎！我从处回来的路上，见到了军车成队的往市里开，每车上都有许多步话机……”。      

科长也回来了，他可是全局加入“政法公社”职务最高的几人之一呀，他说：“今晚就军管，那些军车就是执行军管的！”大家说，为什么非得晚上，不会白天开个欢迎大会，敲锣打鼓的军管多好哇，你一言他一语议论纷纷。

一会儿，电话铃响了，我就近抄起听筒，一听就是我们科小陈的爱人，市局交换台的小郭来电话，我们非常熟悉，时常逗笑，可这回语调不大对头：“啊，啊......来啦来啦！......”我急着追问：“怎么啦？谁来啦？”“当兵的！端着枪冲进来啦！......”“啊！.......唉呀......”只听话筒里叽哩咕噜，丁零当啷，粗鲁的喝呼声、惊恐的尖叫声混杂一阵子，尔后嘎然停止，电话线被剪断了……，简直和电影里屡次重复出现过的场面一样！这就是军管？就是这样军管？非得如此形式？我们纳闷，大家不解！

再试拨打警备电话，全然无声无息。再过了一会，发现普通电话也断了！嘿，所有电话都不通，那还值哪门子班？于是，科长离开值班室，上了三楼到我的宿舍来了，几个人闲聊了一会先后都钻了被窝儿。我从小就是个洁癖，每晚必须从头到脚按程序洗完才能入库，在卫生间正洗着刚换下来的袜子，就听楼道木地板隆隆隆隆、隆隆隆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由远到近，急促的乱作一团！随着就是当当当的砸门声、砰砰砰的踹门声好不热闹！由于没钻被窝的就我一个，我没顾得擦手，一边去开门，一边高声喊着：“砸什么！......”

待屋门一打开，首先一支五四手枪、几支上了刺刀的步枪对着我的前胸，哈哈！老子还真没见过这阵势！我此时此刻没有一丁丁点儿紧张和惊恐，只是好笑，其一，我没有做过任何值得人民解放军用枪口直对我面的事情；其二，持手枪的人是警卫排长刘云峰、持步枪的是警卫排几个熟脸的战士，都是我们在任务中常用的人。刘排长无奈的目光表述了一切：我们在执行任务！他们身后有人喊：“都穿好衣服二楼集合！”大家正在起身穿衣服的时候，一只大手从屋门外伸进来摸到屋内墙壁上的电门，啪的一声把房间的灯关掉，我猛地扭头借楼道灯光追寻到那个人是“造总”的王玉璞！憋了一肚子火的我，没敢对当兵的喊叫，这下子可找到茬了借机怒吼了起来，惊动了所有的人，楼下都以为我在反抗示威，带队领导急速跑上三楼，我更是得理不饶人，“卑鄙！狗食！”、“有脸你站出来！狐假虎威！”“你算什么东西！”我已经狂躁起来！把个挺神秘、挺严肃的军事行动搞得地覆天翻！带队领导压也压不得，火也火不得，一个劲地哄劝，我非要叫他们把人交出来，我有点大义凛然：“军管，我们举双手赞成！解放军，我们热烈欢迎！他算什么东西，......”

在二楼办公室，一个叫张宝宏的干部宣布了军管会两个通告，一号通告是成立公安机关军管会；二号通告宣布“政法公社”是万（晓堂）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御用工具，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

在场的人一听就傻了，万、张是市领导，政法公社成立还不到一个月，与他们有何联系，我们揭发批判局领导怎么就成了反动组织了？可是再想想当前的阵势，……突然，一种不可按耐的激动情绪猛地爆发成：“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乱吼起来......

只有这样，人们才稍稍的释放出点点压抑，只有这样，才表达出内心的义愤，也只有这样，才是彼时被允许这些人们口里能发出来的唯一声音！军代表寻机拦住了口号声声，宣布马上集体乘车到泰安道处本部集合开会。我们像战俘一样被押解走出马场道325的便门。一辆吉普车和一两大解放早已停在路边，我手扶卡车护板，脚蹬卡车轮胎，利利索索的跳了上去，扶靠着车帮远处一看：前方、后方路口都已戒严，黑压压看热闹的人群站满了路面，再稍稍一定神，好家伙！人群前面的路中央架着机枪直冲着我们这些目标！还没醒过味来，就听执勤战士喊话：“都坐下！都坐下！不准靠车帮！”

就这样，我们十来个人被押解到泰安道处本部，单独安排到二科的一间办公室内，门外立即派上了持枪稍岗。没看见科长，后来才知道，从马场道325号一出来，他就被押上吉普车直接送进了监狱。

我有生第一次对军人产生对立情绪，我极不服气，带领同屋人哼唱国际歌，哼唱声音越来越响，惊动了军管负责人，一位个子不高操典型山东口音的小眼睛领导威严的训斥着我们，尽管没人理会他，但还是止住了声音，等他刚出门，我就又哼起来，被同事王景元劝说制止。我很难平静，拉开门喊：“我要上厕所！”被执勤士兵堵回，于是我在屋内借机又吵闹起来：“厕所都不准上！...这里成了监狱啦！”又一位领导模样的人进屋来，我当即抄起一只黄色搪瓷饭盆，比划着解裤子要小便，嘴里不依不饶：“监狱里也得让人上厕所呀！......总不能憋死人哪！......”那位领导说了声：“快去快回！”终于让我出去了。我到走廊一看，各个办公室都集中关了一些人，每间屋门口都有战士持枪站岗，好家伙连楼梯口、拐弯处都布满了稍兵，我一边慢慢的溜达，一边挨个盯着每一个哨兵的脸，说实在的，我的目光充满了蔑视和挑衅，突然，遇见了小个子张泽秀！平时最最爱拿他开玩笑了，小张见了我急忙把目光躲开，我倒是偏偏凑了过去：“啊？我们成了反革命啦？”战士张泽秀尴尬无奈的样子可怜巴巴的小声说：“呜......执行任务......”我一想，也对，别难为他了，万一他们领导看见，会麻烦的。

我在楼上楼下到处转了转，总体气氛叫做“外紧内松”！执行军管的解放军干部战士严严肃肃、紧紧张张；被集中看管的公安干警除了一种不服气和不在乎之外，并没有任何畏惧神情。

凌晨三点多钟，把人们全部集中到了会议室，军管会副主任韩德富亲临五处，为大家讲话，觉得还不错，没有刚才那种阵势里的情绪，比较和气，至于讲了些甚嘛好像没人记得起，或许是根本没人听得进去。

会散了，兵撤了，天亮了……

我始终认为那是在演戏。

其实，不过演戏而已。

后记

军管了，局、处、科都相应配备了军代表掌握着一切的一切。脱岗造市委反的人们回来了，成了扬眉吐气的英雄、军代表依靠的主力。政法公社的成员们每天闷头写“认识”、写“揭发材料”。

压抑、郁闷！违心、悲愤；

淡漠、消沉，疑虑、审慎。

……

“信心”，“兴趣”对我来说是何等的遥远和渺茫，甚至凡与之相关的范畴都与我无缘。

我患了“高度神经衰弱”，就现在称作的“抑郁症”。夜里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白天昏昏沉沉、蒙蒙咚咚，饭吃不下、水喝不下，眼看着颧骨凸出老高、腰细得几乎双手合围。从厌世近乎厌生。每天二十分钟大电流的钙溴离子透入，使我熟遍了公安医院、一中心医院理疗科的大夫护士们。

不耐烦的游戏并没有结束，一年零十五天后的“2.28”，江青、陈伯达一伙重新定位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原公安局领导为“变色龙”时，趾高气扬的人们全蔫了！其实，没人在乎他们“观点”的对错，大家心里只是想还他们一句“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

……

用一派，压一派；立住脚，一齐踹！这才是“砸烂公检法”的全过程！

……

“根红苗正”的我，这时候才显得突出了、重要了、可信了、可靠了，军管会启用我到市专案八组，协助外调。

虽然辛苦，但心情舒畅了；虽然谢顶，但身体康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