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造假罪魁祸首陶心如（上）

郝天祖

《红楼梦》造假罪魁祸首陶心如（上）
—— 伪造贩卖“脂本”、“程乙本”和涉曹雪芹材料的陶洙生卒年和旧宅考
本专栏行文至此，必须来好好谈一谈陶洙陶心如了。陶洙陶心如究竟何许人也？本专栏前文对其下了一个断语：“陶洙陶心如就是伪造贩卖一系列‘脂本’的罪魁祸首，陶洙就是卖‘甲戌本’给胡适的藏书家‘胡星垣’，是伙同狄葆贤共同伪造‘戚序本’的‘著名小说家’，是伙同陶湘、董康共同伪造‘程乙本’的首恶，是伪造系列‘曹雪芹’生平材料的犯罪分子。胡适一生的‘红学’功绩，从一开始就跟陶洙这个文化败类紧紧纠缠在一起。”
何以证明陶洙是“伪造贩卖一系列‘脂本’的罪魁祸首”呢？非常简单——找出陶洙的亲笔笔迹，跟系列“脂本”上大量的正文和朱批笔迹做笔迹鉴定，事实清楚，铁证如山——这个问题留待后文详细论述。
为了彻底理清陶洙在百年“红学”史上的罪恶，也为了全面深入揭露“红学界”长期隐瞒陶洙伪造贩卖系列“脂本”及涉“曹雪芹”材料的欺诈行径，有必要详细梳理陶洙的家世生平。如前文所论，学术界第一篇较为详细考证陶洙生平的论文是著名“红学家”胡文彬所撰的《陶洙与抄本<石头记>之流传》（载《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一辑），但这篇论文考订未详，失误颇多。
本人自2008年7月确证陶洙伪造贩卖系列“脂砚斋评本”的罪恶行径之后，几年来一直苦心孤诣地搜罗考证陶洙的家世生平资料，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大量详实深入的考据文章；而“红学界”在此期间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一篇文章。迄今为止，从公开的材料来看，本人掌握并发布的有关陶洙家世生平的资料毫无疑问是最详实最准确的。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必须严正指出，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高文晶之毕业论文《陶洙校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研究》（2011年4月，指导教师曹立波教授）贪人之功，在关于陶洙家世生平的考证等问题上，大肆抄袭剽窃本人发表在博客上的系列学术论文，或一字不改地原文抄袭剽窃，或直接袭用本人的考据结论以为己有。我已有专文并将继续在本专栏对此学术不端行径予以揭露和谴责，教育部和中央民族大学理应对我的公开实名举报做出严肃调查处理，曹立波和高文晶师生及其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全体成员必须为此学术不端行径承担相应责任和严重后果。
陶洙，字“心如”，号“忆园”，江苏武进（今常州）人。陶洙是陶湘（1870～1940）的六弟，也是著名教育家、北京八中前校长陶祖伟的亲生父亲。陶洙本人也是藏书家和书画家，台湾出版的《民国书画家汇传》称陶洙“工山水，花卉，不拘一格，均俊逸秀雅”（第233页，转引自杜霭华：《陈淳写意花鸟画的新贡献》。广州艺术博物院编：《广州艺术博物院年鉴（2006年）》。广东新世纪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08页）；“一代名士”、“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之妻、著名画家潘素曾师从陶洙学画。
据陶湘自撰之《武进陶湘字兰泉号涉园七十年记略》，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三月六弟洙字心如生”。《董康东游日记》1935年4月24日（农历三日二十二日）记“是日为余与心如诞辰”。由此可知，陶洙心如生于1878年4月24日。
陶洙死于何时呢？对这个问题，“红学界”一直没有弄清楚，或者是早就知道却一直不敢说清楚讲明白。胡文彬在其论文中推测，陶洙可能是在1954年后“不久即逝世”（第203页）。事实证明，胡文彬的推测完全不能成立。
著名学者、“红学家”周绍良曾经伙同陶洙伪造了一部假古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学界通称“北师大藏本”。“北师大藏本”于1957年卖到了北师大图书馆，“其登录号为342510—17，书价为240元”，“书买进以后，与其他《红楼梦》版本相比，显得很贵”。（参见曹立波、张俊、杨健：《北师大〈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版本来源查访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总第169期。第114、第115页。）当年“偶然发现”这部假古籍的北师大博士生曹立波及其导师张俊等人前去拜访周绍良，周绍良对他们说，陶洙“可能是（19）54年死的”。（参见同前，第117页。）
事实证明，周绍良在“北师大藏本”和陶洙其人等问题上撒了谎（理据后文详述），他关于陶洙卒年的叙述也很可能是刻意的谎言。
周绍良的老师、北师大校长陈垣于1957年12月7日与尹炎武（时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陶洙、陈乃乾（时在中华书局）在京会面，还一起照了一张相，刊登在1957年12月24日第223期的《师大教学》上，可见陶洙此时还健在。
剽窃者高文晶在其“论文”《附录》之《陶洙生平查访录》中称，高于2011年1月12日将其“论文”中关于陶洙家世生平的文字发邮件给陶洙的孙女陶扬（第55页），陶扬于3月18日在电话中告诉高，据其不具姓名的“伯父家的大哥”声称：“我爷爷应该是在1959年秋冬去世的，好像是撑到了年底。”（第56页。）
高文晶对陶洙死于1959年的“论证”就此完结。高文晶“证实”了陶洙死于1959年吗？一条证据都没有，一件可验证的事实都没有，都是晚辈的回忆和推测：
高：1959年吗？那关于去世的时间和抄书的详情，您家祖中还存有什么具体的记录或纪念之类的证明材料吗？
陶：好像没有了，这也是家里人回忆的。（第55页。）
根据陶扬的叙述，陶扬的奶奶也去世了，陶扬本人没见过陶洙（第54页）；陶洙那一辈“一共兄弟九个，后来还有三个活着。一个去美国了，两个去了台湾。都已经特别大岁数了，现在即使在世的，也得了老年痴呆症，在养老呢。目前通过爷爷那一辈人也问不出了”。
南京匿名学者“孤鸿道人”在2008年8月发布的一篇网文中称，陶洙在1954年的一次运动中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扫回了常州老家，死于1961年冬天。
“孤鸿道人”发布的这个信息可能是其文中提及的“孙氏后人”透露的。我推测，所谓“孙氏后人”应当是指修绠堂的经营者孙承俭的后人。本专栏前文已经指出，修绠堂的投资者是陶洙之兄陶湘。但是，参照其他资料来看，“孤鸿道人”掌握的信息并不正确。如果陶洙真的在1954年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他没有任何可能跟地位显赫的北师大校长陈垣等人合影，更没有任何可能把照片刊登到北师大学报《师大教学》上去。
据雷梦辰《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6年第1辑），陶洙“晚年迁居天津”；又称陶洙所藏之“抄本《永乐大典》8卷4册，实为珍贵。1959年中华书局将这4册抄本与其他藏本一并影印出版”（第102页）。
雷梦辰关于陶洙“晚年迁居天津”的说法跟雷梦水不同。雷梦水为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8226;陶湘》一诗加按语称，陶湘刻书，“多由其弟心如为之督造，字画工雅，楮墨精良，心如亦工鉴别也。暮年僦居六部口，逾八十，佣书为生，间于字画见之”。（伦明著，雷梦水校补：《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44页。）
雷梦水按语中“暮年僦居六部口，逾八十，佣书为生”，指的不是陶湘，而是陶洙。对比各种史料记载，我认为雷梦水的叙述更为可信，而可信的最关键依据在于——陶洙亲手伪造的假古籍“脂本”之一“蒙古王府本”于1961年以当时300元人民币的重价卖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鉴定人就是陶洙的老哥们、北图善本部主任赵万里。如果陶洙1959年底就死于常州或天津，这笔高价的买卖意义何在？陶洙晚年居住在北京，贫病交加，老朋友们予以庇护，才会有这荒唐假古籍的高价买卖连续发生。
“红学界”都知道，关于“蒙古王府本”，“红学泰斗”周汝昌生前最早于1961年公开撰文介绍，周汝昌对“蒙古王府本”收藏和鉴定的叙述广为人知，最为权威。周汝昌写道：
“一九六一年春，北京图书馆收得一部乾隆钞本红楼梦。当年，我们曾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简介一部红楼梦新钞本》一文（署名‘玉言’）。此外，尚未见其他相关文章。”
“蒙赵万里先生见告：这本子系一清代蒙古旗王府的后人所出，这里就把它简称作‘蒙府本’或者‘蒙本’。”
剽窃者高文晶的“论文”第四章第二节谈及“北师本与蒙府本”关系，高写道：
“据赵万里所述，蒙府本出自北京蒙古旗人之手，原为清蒙古王府旧藏。1960年至1961年间出现于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1962年由北京图书馆重金购藏。（第44页。）”
高文晶的这段文字未列出参考文献，所涉史实荒腔走板。实际上，高文晶是不假思索地抄袭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再版的“蒙府本”影印本的介绍文字。高文晶此处捅的大篓子，不是抄袭剽窃本身，而是放大了“重金购藏”这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吗，中国书店的前身就是陶湘投资的修绠堂呢。“蒙府本”影印本的叙述实际上验证了我的坚定判断——陶洙贩卖了他伪造的假古籍“蒙府本”，陶洙在1961年春还活着！
有关北图“重金购藏”“蒙府本”的叙述，直接摧毁了著名“红学家”沈治钧和杜春耕的谎言。

郝天祖

沈治钧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蒙古王府本〈石头记〉递藏史述闻》的文章，引述杜春耕等人的叙述，声称“蒙古王府本”确切来历，是2011年8月，由杜春耕等人调查访问王年、达锐夫妇而最终查明的。
沈治钧写道：
“1960年，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反复动员，金允诚（按，王年、达锐夫妇之母）才勉强答应将它捐献给国家，以利学术研究。”
“为了表示感谢，北京图书馆回馈了一部《红楼梦》刊本，另外象征性赠予人民币300元。据李明新女士介绍，北京曹雪芹学会秘书处通过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原文化部副部长）了解到，国图善本部至今仍保存着当年的收据，那上面的签名正是“金允诚”三个字。”
对比高文晶和沈治钧的“论文”，两处谎言都破产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介绍文字，当然是国图方面提供的，北图当年“重金购藏”“蒙古王府本”是一个“红学界”捂了40年的事实。
既然是“重金购藏”，当然会有白纸黑字的购藏凭据，卖者是谁，经手购藏者何人，购买价格、时间等，当然一清二楚。如此一清二楚的事实，用得着杜春耕等人2011年8月才调查清楚吗？
作为大学教授，沈治钧上述两段话说得非常离奇含糊。请大家想一想，国图善本部保存的“收据”，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收据呢？是“蒙古王府本”的收据，还是“300元”或《红楼梦》刊本的收据？沈治钧到底是什么意思？
更离奇的是，既然收据还在，国图善本部出示这个收据就行了，沈治钧非要拉扯出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来干什么？在这个简单的问题上，摆事实是唯一硬道理，否则拉出任何权势人物来作证都无效。
沈治钧所谓北图“象征性”赠予金允诚人民币300元，更是欺世之谈。300元人民币在当年是一笔巨款，“象征性赠予”是完全说不过去的，“重金购藏”才是确切的描述。现在的问题不是金允诚得了300元，而是陶洙在这笔买卖中得了多少钱。
大家请注意，我在2008年公开发布的学术论文中就斩钉截铁地论断：
“‘蒙古王府本’一直在陶洙手中，陶洙直到他罪恶的一生结束之前不久才将‘蒙古王府本’卖出去，这是他生前卖出去的最后一个本子。陶洙的好友赵万里（1905～1980）在北京图书馆（按，现国家图书馆）从事善本采访、编目、保存工作长达50余年，1949年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兼善本特藏部主任，因此‘蒙古王府本’被北京图书馆收购很可能是赵万里直接操办的，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给贫病交加的陶洙提供最后一笔救命钱。”
我之所以认为雷梦水关于陶洙晚年情形的叙述更为可信，还在于雷所称陶洙“僦居六部口”确与陶洙常年在京居住的旧址“安平里”相去不远。对陶洙所住“安平里”确切位置的考证，也是我的首功，高文晶在其“论文”中不加注明出处地全盘窃据为己有。
弄清楚陶洙在京的住址，对于深入了解陶洙伪造贩卖“脂本”的罪恶活动非常有帮助。除了“甲戌本”，其它各部“脂本”都是陶洙在北京卖出去的。
陶洙在其曾经收藏的“脂本”之一“己卯本”上写了几条“题记”，其中一条落款是“己丑人日灯下于安平里”。不知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是真糊涂呢还是故意把水搅浑，他竟然指称“安平里”在上海，甚至还把陶洙的号“憶园”当成了地名。冯其庸在《关于北京师范大学藏石头记庚辰抄本的几点思考》（载《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四辑）一文中写道：
“这条题记写明写于上海安平里憶园，这年他七十岁。最后一条署年的题记是一九四九年旧历正月初七日。这已经是上海解放的前夕了。（第18页。）”
陶洙笔下的安平里在北京，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查证了多种资料，对陶洙在安平里的住址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翁向新在《希望之星——记北京八中校长陶祖伟的学生时代》（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才者的足迹（续编）》。郑州市文心出版社，1988年11月出版）一文中写道：
“解放前，在北京城和平门外安平里，住着一户殷实人家，主人姓陶名洙字心如，祖籍江苏常州，是当时颇有名望的书画家和藏书家。”
“1933年农历九月初三，年近花甲的陶洙老人又得一子，这就是今天的陶祖伟。（第220页。）”
安平里是一个小胡同居民区，陶洙的确切住址又是哪儿呢？翁向新的文章又写到，陶祖伟“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仅与他家隔一条马路，平时他从那里路过，经常可以听到校内的琅琅书声和看到老师、学生们的进进出出”（第221页）。
这段话写得不够严谨，陶祖伟当时就读的小学肯定不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而是“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该校创办于1912年，是北京第一所全新的、有实验和示范性质的国立小学。钱学森就是从这所小学毕业的。1955年10月，学校奉令改名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
翁向新的文章还写到一个细节，陶祖伟“升入二年级以后的一天，他放学回家放下书包，背着家里人，偷偷地爬上与北师大相邻的墙头。他屏住呼吸不敢出声，既怕家里人知道，又怕大学生们看见，只好手扒墙沿‘吊’在墙上”（第222页）。
由此细节可知，陶洙家当时跟“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仅一墙之隔。“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是今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所在地，从谷歌地图上来看，陶洙家的确切地址应该是在今天南新华街安平里1号小区的位置，这里正好与师大附中的操场紧邻。当年陶祖伟爬在墙上，就是为了看“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大学生们在操场上打球。
陶祖伟“到该升初二的时候，由于家庭住址迁移，他也就转学到了中国大学附属中学”（第225页）。“中国大学附属中学”就是今天的北京第二十九中学，位于前门西大街13号。这个中学就在天安门广场西南角旁边，距离纪念堂不到300米。
陶洙从安平里迁居，大概是在陶祖伟13岁左右，即1946年前后；之后究竟住在哪儿，暂时不可考，也许就是雷梦水所称的“六部口”。
令人疑惑的是，陶洙在1949年年初写下“己卯本”“题记”时，落款仍然是“安平里”，难道陶洙没有迁居吗？我推测，很大的一种可能性是，当初陶洙旧宅跟其投资的书店是在一起的，后来搬了家，店仍留在安平里，这个店就是陶洙造假售假的黑窝点，因此“己卯本”的“题记”才会落款“安平里”。
生于1878年，死于1961年，陶洙在其颇为漫长的一生中究竟干了哪些罪恶勾当？且看下文分解。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王晶）

郝天祖

话里话外话红楼
1994年，我读到了一篇周文康先生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的文章，他讨论的是元春的身份和八字命理的问题。周文康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实际上这就可以从文本的角度来分析《红楼梦》的后40回是不是续写，全书120回是不是一个整体。当时我直觉周文康先生对八字命理不太了解，而且他也没有清代相关的历法资料。如果对八字命理的基本规则有所了解，那么问题就可以重新考虑了。
到2003年，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这个时候我也找到了清代的立法资料，以及涉及八字命理的书，我就正式投入了对《红楼梦》的研究。
实际上，《红楼梦》的问题是关于两个方面的：小说文本是一方面，所谓的红学研究是另一方面。关于《红楼梦》的文本，其中隐藏的很多时间的秘密和空间的秘密都没有被大家注意到，只有对小说文本有足够细致的阅读才能够发现。而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问题，传统的研究结论是作者为曹雪芹，后40回是续作，这些其实是错误的。还有就是版本，现在大家都用的这个版本也是不对的。
线索就是第86回元春的生辰八字，她的出生日期和八字命理是对不上的。但根据八字命理，可以倒推出另一个出生日期来，而这个生日恰恰与曹佳氏的生日一致，所以元春的原型人物实际上是曹佳氏，第86回隐藏的是曹佳氏的生日。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贾元春的弟弟是贾宝玉，贾宝玉的原型人物是作家自己，那么曹佳氏的弟弟就有可能是作者。曹佳氏只有一个长大**的弟弟，就是曹頫，曾任江南织造的曹頫！从种种证据来看，我认为最合理的推断就是《红楼梦》真正的作者是曹頫。而曹佳氏的生日就是其中最有力的。
《红楼梦》中隐藏了时间的秘密，它本身是按照1706—1724年这样一个真实的时间序列逐年展开叙事。《红楼梦》被研究了一百年，但大家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根据还原的真实时间序列，就可以把作者的生日找出来——1706年6月8号，农历四月二十八日。这个生日，查找史料，然后就发现曹頫是生于这天的。这就解决了小说作者的问题，也解决了文本的问题；《红楼梦》的前80回和后40回都是同一个作者曹頫写的。
由此出发，再去看红学研究：曹雪芹作者说、后40回续写说、“脂砚斋评本”的真实性……都可以被怀疑。这就把过去近百年立论的几个结论都推翻了，这实际上都是从文本细读的结论中得来的。
对于《红楼梦》研究，我们不单是学会怎么样去读一部小说，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学术案例，我们会发现学术研究方法上的问题，《红楼梦》研究只是方法论的典型案例，但由此我们会发现这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学界的学术方法和学术品质存在的基本问题。这就是研究《红楼梦》特别重大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我特别崇拜胡适。但是通过研究《红楼梦》、研究红学，我发现胡适是有很大问题的。虽然他在学术方法上讲得头头是道，科学考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等，但在学术考证的实践中，他完全违背了自己所讲的原则和方法，完全是不科学的。实际上他卷入了很严重的造假中。俞平伯在去世之前意识到了胡适的问题，所以他说“胡适、俞平伯腰斩红楼梦有罪啊”。
可见学界有些人在不断强调要实事求是，但实际上根本不实事求是。虽然他们一直强调说用证据，但他们拿出来的证据很多是伪造的。例如讲曹雪芹是作者，但后人就伪造了曹雪芹的相关史料。学界很多人一早就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还是继续用伪造的史料来论证。这是一种欺骗。
像“曹雪芹是作者”、“曹雪芹是作者和后40回为续作”，这两个结论实际上是从胡适开始才变成很大影响的。特别是到了1954年红学批判之后，胡适的这两大结论就几乎成了定论。到1982年红楼梦研究所的《红楼梦》校注本——120回本出版，其前言中直接就讲后40回的思想性、艺术性都远远比不上前80回。这样轻率的一个判断，误导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在读《红楼梦》，读完前80回，然后觉得后40回非常糟糕，完全读不下去了，后40回就不看了。实际上，这是对于权威的盲信，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实际上，只要平心静气地去读一读后40回，就会发现后40回写得非常精彩，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精彩，特别是黛玉焚稿、黛玉之死，是整部小说最精彩、最精华的部分。从对《红楼梦》两百多年的阅读史中，可以发现明显有力的证据。贾宝玉离家出走，实际上是把所谓的盛世全盘否定，其思想性远远超过了中国历代小说。这能说40回的思想性、艺术性很差吗？
关于《红楼梦》还有两方面的典型意义，一是我们怎么样读小说，二是我们怎么样进行文学研究。说到怎么样读小说，实际上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很少学过有效地阅读诗歌和阅读文学的方法。我认为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解读小说和解读诗歌的阅读方法。我用文本细读法去研究《红楼梦》，就发现了小说之中隐藏的文本事实，客观存在的文本事实就是小说里隐藏了一个真实的时间序列：1706—1724年真实的时间序列，整部小说就是按照这个时间序列逐年展开叙事的。通过细读，我还会发现小说里隐藏了一个空间的隐秘——大观园中的省亲别墅是在荣喜堂的基础上改装和扩建而来的，也就是说荣喜堂就是省亲别墅，省亲别墅就是荣喜堂。这是客观可验证的文本事实。不通过文本细读，是读不出这个问题的。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应怎样去阅读小说，文本细读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那么从学术研究的观点来说，就是怎么样去寻找证据，这实际上是方法论的问题。我们会发现这一百年来的红学研究，口头上讲实事求是，但实际上并不是不实事求是。这样《红楼梦》研究就具有典型的意义了，就是这一百年来，所谓中国一流的学者、文人、教授、诗人、作家纷纷卷入了红学的论证，但一个最基本问题都没有解决：《红楼梦》的作者是谁？然后前80回和后40回的关系、各个版本甚至包括曹雪芹故居，等等，都没有解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因为不实事求是、不讲证据。《红楼梦》研究暴露了我们百年来学术界的基本品质。
（编者注：本文根据腾讯《大家》周年庆视频拍摄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杨光）

郝天祖

谎话连篇陶北溟
—— “红学”诈骗元凶之一陶北溟生平迷雾及揭秘
本专栏前文写到，著名“红学家”吴恩裕的《考稗小记》记录了一则奇闻：一个叫“陶北溟”的人声称曾见过“曹雪芹”所绘山水人物扇，上面有“曹雪芹”自题七绝诗一首，署名“芹圃”；陶北溟还曾答应吴恩裕，将为他“踪迹求之”。（《有关曹雪芹八种》，第112页。）
《考稗小记》又记：“于省吾谓陶北溟言，曾见《海客琴操图》有雪芹题字。”（同上，第115页。）
《考稗小记》又记：“已故陶北溟先生曾见告，曹雪芹家败后曾寄居哈德门外之卧佛寺。”（同上，第120页。）
现存120回《红楼梦》真正作者曹頫所虚拟的小说人物“曹雪芹”被陶北溟说得活灵活现，这个陶北溟究竟是什么人物？
陶北溟是中国近现代文化艺术史上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在金石书画领域（包括创作、收藏和鉴定）享有很高的地位，在“红学”诈骗的舞台上也有不小的影响，然而各界却几乎从未对陶北溟进行过专门研究，不但有关其生平经历的叙述极少且极简略，甚至其家世和生年卒月也是一团迷雾。
我在搜集和梳理“红学”史料时，偶然发现了陶北溟跟陶湘、陶洙兄弟的亲密关系，由此进一步发掘了不少有关陶北溟家世生平的史料，特整理成文供学界参考。我认为，对陶北溟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大家全面深入地清算以陶湘、陶洙兄弟为代表的武进陶氏家族在“红学”领域的深重罪孽。
谈及陶北溟，一般资料都称其“生卒年不详”，生平叙述则极简略。如王朝宾主编之《民国书法》：
——“陶北溟（生卒年不祥）江苏武进人。名祖光，字北溟，以字行。工书，取法欧、苏，存其气骨，雄健峻拔，以险侧胜，唯锋芒过甚耳。”（王朝宾主编：《民国书法》。河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212页。）
韩天衡主编之《中国篆刻大辞典》则明确列出了陶北溟的生卒年，但我暂未找到有关史料予以验证其真伪。《中国篆刻大辞典》如此叙述陶北溟：
“陶祖光（1882-1956）现代篆刻家。字伯铭，又字北溟。江苏武进（今常州武进区）人。工篆刻，精鉴别。收藏金石书画多亲自题跋。著有《翔鸾阁金石文字考释》等。1931年辑成《金轮精舍藏古玉印》。”（韩天衡主编：《中国篆刻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294页。）
陶北溟有以其本名“陶祖光”刻的篆书阴文方印一枚，粗看是“陶光”两个字，但我认为这是陶北溟巧妙地将“祖”字刻成了篆文的“且”，既是一个独立的字，同时也是篆书“陶”字的边旁。此印多见于陶北溟自藏书画和为他人书画所作的题跋，如1934年“甲戌冬至后”在武昌为画家吴一峰所绘《壮游图》作的题跋钤印，该题跋又钤篆书“金轮精舍”阳文方印一枚。（参见刘欣、吴嘉陵编撰《吴一峰艺术年谱》。文物出版社， 2007年第1版，第110页。）
江庆柏《〈广雅〉批校本考略》称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藏王念孙撰《广雅疏证》十卷有“陶光、翔鸾阁、翔鸾阁精鉴玺诸章”，“知原为陶氏藏书”（参见《文教资料》1986年第1期，第142页）。这个“陶氏”就是陶北溟，“翔鸾阁”、“翔鸾阁精鉴玺”都是他的篆书阳文方印，而“陶光”实为“陶祖光”。
陶北溟是江苏武进人，自然让人联想到他跟陶湘、陶洙兄弟有亲戚关系。果不其然，查陈炳昶编著《中国碑帖鉴赏与收藏》，“1996年中国书店拍卖部分碑帖图例”“汉熹平石经残石”下有说明文字称：
——“民国初拓本 纸本经折裱装一册钤印：金轮精舍”
——“原石已散失，拓本经金石收藏家陶北溟（陶兰泉之子）考并收藏”
（陈炳昶编著：《中国碑帖鉴赏与收藏》。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29页。 ）
查姜寻编《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8226;中国书店》，“汉熹平石经残石”条目也称：“原石已散失，拓本经金石收藏家陶北溟（陶兰泉之子）一石一考并收藏。”（姜寻编：《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3页。）
陶北溟竟然是陶湘（字兰泉）之子，这可是令人震惊的信息。
查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2册之《武进陶湘字兰泉号涉园七十年记略》，陶湘对个人及其兄弟、姊妹、子女的情况叙述甚详，本专栏前文已详加叙录，在此不赘。简而言之，陶湘自述的子女中并无陶祖光。
陶湘生于清同治九年七月十七日酉时，即公历1870年8月13日。同日戌时，孪生弟陶璐生，字宝如。后改名瑢，字鑑泉，又字剑泉。
陶湘之兄为陶珙，字矞如，又字月如，民国初曾官至河南政务厅长。据《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张维骧编纂：《清代毗陵名人小传》（下）。常州旅沪同乡会，1944年11月出版）记载，陶珙“卒于民国二十一年二月，春秋六十有五”（第20页）。《常州市志》第3册第五十一卷《人物》则称陶珙生于1868年，卒于1932年（参见常州市地方志纂委员会编：《常州市志》第3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952页）。
既然陶祖光生于1882年，则他只能是陶湘之兄陶珙之子。前文已述，陶氏家族跟袁世凯关系密切，陶珙任职河南政务厅长，实为袁世凯的走狗耳目。政务厅权势很大，主管内务、教育和实业，由此可见陶珙在河南的淫威。正是靠着老子炙手可热的权柄，陶祖光当上了“河南官矿总局局长”，1918年时仍在任。
由于资料所限，目前暂时无法全面考证陶祖光的生平经历。但从有限的资料中，大家可以窥见陶祖光在中国现代史上活跃的身影。
如前所引，陶祖光收藏金石书画多亲自题跋。1920年，陶祖光得到了武则天使用过的“金轮玉玺”。林纾为此作画题诗，发表在1920年6月25日的《公言报》上，署名“畏庐”（参见薛绥之、张俊才著：《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553页）。林纾之《北溟得金轮玉玺名其斋曰金轮精舍易实甫为长歌纪之余即补图亦媵长句》写道：“长寿二年作宝七，七宝之中此其一。”“北溟嗜古得此宝，考订精审加题识。”（周正举编著：《印林诗话》。巴蜀书社，2004年出版，第41页。）
陶祖光的技艺和藏品为他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如出任故宫博物院书画顾问），也使他得以跟现代史上众多政要和名流交往密切。
容庚曾收藏了不少珍贵的青铜器，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春秋中期晋国大夫栾书所铸的“栾书缶”，容庚对此器绝为珍爱。容庚的客厅挂有“晋缶庐”三字匾，这三个字就是陶祖光亲笔所书。（参见杨才玉主编：《名人与收藏》。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第216页。）
侨居巴拉圭的古玩商阮晋卿收藏了三方汪精卫名章，其中一方田黄，阳文小篆；一对狮纽鸡血石印章，一方刻大篆阳文“汪兆铭之章”，一方刻“汪精卫私章”。有人告诉阮晋卿说，“两者都出自名篆刻家陶伯铭之手。”（参见唐鲁孙著：《什锦拼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38页。）
1942年，张叔诚、杨缉成、陈景虞、王绍贤、赵紫宸、魏仲衡、陶北溟、黄叔伟、李青苹和邱震生等10人集资20万元，在北京琉璃厂开设宝古斋古玩店。邱震生任经理，邱对陶北溟“以师事之”。匾额“宝古斋”三个大字，原为翁同龢手笔“赏古斋”，陶北溟改“赏”字为“宝”字，此匾遂为宝古斋所用。（参见邱震生：《我在文物界的一生（遗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40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第265页。）
1943年，陶北溟投敌附逆，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代理经济总署参事”。（参见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6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291页。）武进陶氏一门叔侄两代，至少出了四个大汉奸——陶洙、陶希泉（陶湘堂弟陶瑗）、陶思澄（字芷泉，陶湘嗣父之子）和陶北溟。
陶北溟的汉奸经历似乎并未给他带来多大的困扰，以至于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陶北溟仍然上蹿下跳蹦跶得欢。
建国之初，郭沫若刚到北京不久，就向杨仁恺（原辽宁省博物馆馆长）询问陶北溟的近况，杨一一相告，并邀请陶北溟一起去看望郭沫若。（参见杨仁恺：《往事追忆记略》。陈业主编：《江潮集：刘芝明百年诞辰纪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395页。）
毛泽东曾与陶北溟有过书信往来，中国书店就曾收藏过毛泽东写给陶北溟的信札。（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第5辑。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第266页。）
毛泽东与陶北溟的书信往来究为何事暂不可考，但我推测可能与文物考订或陶北溟本人的藏品有关。
陶北溟曾藏有元刻本《增修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1年拍出，成交价5.72万元。该刻本传世不多，乾隆皇帝收藏后钤印“乾隆御览之宝”，陶北溟收藏后又钤印“金轮精舍”，后又递藏康生，钤印“康生”。（参见黄燕生著：《古籍善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77页。）
陶北溟大约是仗着权势人物的眷顾和在金石书画鉴定方面的地位，在“曹雪芹史料”的问题上可谓讲尽了鬼话，欺亲骗友，令人发指。
陶北溟曾欺骗他多年的朋友、古文字和器物学家于省吾（字思泊），“谓曹（雪芹）落魄后曾住千佛寺”，又谎称曾见庄炎藏《海客琴尊图》上有曹雪芹题诗：
——“友人陶北溟云：‘河南莫韵亭藏王百谷《半偈庵图》，有乾隆数十家题跋，最末为舒位。’中间因王百谷与马湘兰之关系，连带涉及曹雪芹《红楼梦》故事，谓曹落魄后曾住千佛寺云。千佛寺在外四广安门内枣林街七号。友人徐邦达告余，曾见大手卷有曹雪芹题诗，忘其手卷之名。友人陶北溟告余，其同乡庄炎字庄汉藏有《海客琴尊图》卷，系乾隆时朝鲜人金某奉使中国丐某画家作。此卷遍征当时士大夫题咏，无虑数十家。中有可著重者二人，为曹雪芹、顾太清题诗，最后为欧阳述题诗。按邦达所称者，当即北溟所言之《海客琴尊图》也。”（思泊：《曹雪芹故居与脂砚斋脂砚》。张伯驹编著：《春游琐谈》。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3～14页。）
陶北溟不但欺骗于省吾，还欺骗周汝昌等人（不排除周汝昌为陶北溟圆谎的可能性）。周汝昌所撰《曹雪芹卧佛寺故居》（按，署名“玉言”）一文谈到了陶北溟的说法：
“《春游琐谈》第一卷有一则记曹雪芹故居，谓友人陶北溟云曹落魄后曾住千佛寺，寺在广安门内枣林街七号。然以余所闻，亲聆陶说此事者佥言是卧佛寺。后识张次溪先生，征旧闻，亦确言陶先生所称者卧佛寺，不云是千佛寺。复举已故数先生之所传悉同。”（同上，第135页。）
周汝昌所谓“亲聆陶说此事者”，至少吴恩裕是其中之一。吴恩裕在《有关曹雪芹八种》一书中写道：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晨予往哈德门外小市。归途经一胡同曰：‘卧佛寺东一条。’因忆已故陶北溟先生曾见告，曹雪芹家败后曾寄居哈德门外之卧佛寺。”（吴恩裕著：《有关曹雪芹八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1月第1版，第120页。）
陶北溟不止以“曹雪芹故居”欺骗吴恩裕，还以“曹雪芹文物”欺之：
“五月廿四日访陶北溟先生于冰窖胡同七号。据谈距今二十一年前即卢沟桥事变前，彼居湖北武昌。一夕天雨，忽得古董商范季常电邀往观有客求售之扇面四十余付。陶即趋车往范住处之芝麻岭。及至则发现其中有成容若小楷扇一，曹雪芹绘山水人物扇一。曹绘者为四五人聚饮赋诗图，有山水，有树，并有曹自题七绝一首，署名“芹圃”，曹字酷似袁子才。求售者必欲四十余付合售，而索价甚昂。陶爱不忍释，卒未能得。陶昔见允为予踪迹求之，今则陶已逝世矣。”（同前，第112页。）
以我所见，陶北溟的谎言，完全暴露了陶氏家族长期在“红学”领域合伙诈骗谋财的罪恶行径。可以说，中国近一百年来“红学”研究的主流结论，主要建立在陶湘、陶洙兄弟及叔侄散播的弥天大谎之上。至今仍以这些弥天大谎为暴利孳养的，就是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及所谓“民间组织”中国红楼梦学会为核心代表的“红学界”。
（责任编辑：余江波）

郝天祖

乱臣贼子”陶兰泉(下)
—— 伪造“红学”假古籍元凶之一陶湘的刻书贩书盛况
陶湘藏书享誉一时，其刻书之盛亦闻名遐迩。深入了解陶湘的刻书经历，大家才能清楚把握陶湘、陶洙兄弟和董康等人大肆伪造“红学”假古籍的欺世能耐。要了解陶湘的刻书之盛，可以参考以下几篇文章：
郑伟章：《陶氏涉园藏书、刻书纪略》（载《文献》1990年第1期。）
翦安：《陶湘藏书聚散两匆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李新乾：《藏书家刻书家陶湘与修绠堂书店》（原载《古旧书讯》1986年第四期；现转刊俞子林主编《那时文坛》，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
陈乃乾：《藏书家陶兰泉》（原刊1946年1月24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后转刊于《书窗》1998年第三期，现转刊于俞子林主编《那时文坛》。）
陈乃乾写到，“兰泉（按即陶湘字）有挥金如土的公子哥儿习气，但他能把这点习气运用在藏书上”；“兰泉所翻刻的古书，工料无一不精，负一时盛誉，和武进董氏（按即董康）诵芬室齐名”。
葛鸿年等人所撰《隆福寺街的旧书业》一文（载《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谈到了旧书业的高额利润问题，有句行话是：“三年不开张（不怕），开张吃三年。”有的书贾用低价在外地收购旧书到京城贩卖，有时一转手就获利数十元、数百元（参见第251页）。这就是陶湘、陶洙和董康等人致力于藏书和刻书的根本动机。前文引周黎庵所著《蠹鱼篇》指出，陶湘的买书，不曾亏本，因为他买书不过是为了“转鬻”而已。从藏书到刻书，以及投资经营古旧书店，陶湘在这个暴利行业中精打细算地把握了每一个赢利环节。
翦安之《陶湘藏书聚散两匆匆》一文称，董康在1904年以前已陆续有刻书活动，诵芬室的刻书远比藏书著名；在刻书时间上，陶湘比董康少了二三十年，但是青出于蓝，后来居上。陶湘从清末民初开始刊行古籍，二十年间数量规模惊人。董康所刻主要是戏曲，而陶湘对戏曲、美术、工艺及丛书均有侧重，为世所罕焉。
陶湘刻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所刻大多为流传较少之书，或罕秘孤本，如《儒学警悟》、《百川学海》、《宋金元明本词》、《天工开物》、《营造法式》、《离骚图》等；二是所刻各书均较精美，或影刻宋元本、影抄本、旧抄本；或五色套印，朱墨套印，或精写精印，陶湘不惜工本必求其精。故陶湘所刻之书，无不是纸幅阔大，纸白如玉，墨如点漆，字画悦目，装钉整齐。
陶湘的藏书和刻书，多通过他投资经营的隆福寺街古旧书店“修绠堂”（中国书店的前身）出售。《隆福寺街的旧书业》一文写道：“修绠堂起家是靠北洋*政*府*时期曾任交通部次长陶湘的资助，陶湘曾将自己不用的藏书数百卷让修绠堂代卖，并交给该店一千元现洋做资本开展营业，还请人刻印了宋元四十七家诗词交该店出售。日伪时期，修绠堂曾为日本临川书店和一些英美书商收购古书，获取大量佣金。”（第252页。）
李新乾《藏书家刻书家陶湘与修绠堂书店》一文称，“修绠堂书店经营四十余年，1956年公私合营并入中国书店，是北京出名的古旧书肆之一”；“陶湘为修绠堂开设出资基建，是书店东家”（第300页）。李新乾还写道：
修绠堂民国四年（1915）开业于北京隆福寺街东头路。经纪人孙锡龄，字寿芝，河北省冀县人，光绪初年在隆福寺著名书肆聚珍堂书店学徒，为人老诚，颇识版本目录，为陶湘青睐。开业时仅有一间门面，用陶氏弃置之书插架充屋，据说有一二千元资金（有说只五百元），徐乃昌题匾。随与文奎堂、带经堂、宝文书局四家合得宗室凤禹门藏书。又有吴郡顾璜（字渔溪）藏书。……由于这些藏书家的出售，无几年间修绠堂资本积至数万元，藏书亦富，俨然大店矣。（第301页。）
日伪时期，当别的书店都在萎缩，惟修绠堂更趋发展，并在苏州开设温知书店，后迁移上海，没多久又在南京开设分店。大家想想看，修绠堂的一店独大，难道跟陶氏一门叔侄数人及董康投敌附逆没有关系吗？1940年，修绠堂归孙锡龄次子孙诚俭（字助廉）经营，牌匾换为沈尹默书。沈尹默，亦是今天《红楼梦》通行本即红研所校注本封面题字者。当时书业萧条，修绠堂便购销日本出版的考古美术方面的书，颇为畅销（参见同前，第301页）。
修绠堂多年有三五人在外边收购，有五六人修订补缀残书烂书。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修绠堂存大批残本书，隆福寺所有书肆无与伦比（参见第304页）。陶湘对于修复古籍一事同样投入很大，这根本上当然是利益驱动所至。翦安一文称，陶湘“遇到购来的图书稍有破损，必购旧纸，觅良工巧匠照原书笔法摹写补足，整旧如旧”；陶湘“还亲自设计了月牙式四合书套，选工极严，缝棱不苟，被书林誉为‘陶氏书套’。”（参见第72～73页。）
陶湘修复古籍的工作培养了一批造假高手。魏隐儒编著之《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谈到了陶湘“整旧如旧”的高超水平，如陶湘“所刻《百川学海》一百种，是据宋咸淳本影刻，其中缺卷依明弘治年间华氏覆宋本摹补”（参见第201页）。
就本专栏关涉的命题而论，陶湘藏书刻书事业特别值得提及的有两件大事，一是校勘刻印《营造法式》，以及由此参与创建“营造学社”；一是应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故宫图书馆馆长傅增湘（1872～1950，字沅叔，号藏园居士）之聘，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
《营造法式》是北宋时期一部有关建筑工程标准和法规的书籍，是中国古代完整的建筑专著之一，于1091年由主管营造的工部将作监李诫（字明仲）编纂成书，崇宁二年（1103年）刊印。1919年，原北洋*政*府*代总理、曾主持民国初年北京市建设的朱启钤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了《营造法式》抄本，因此请陶湘校勘讹误，仿宋崇宁本版式重行刊刻。当时共襄其事者有傅增湘、罗振玉、阚铎、吴昌绶、陶珙、陶洙、陶祖毅等11人，历经七年始大功告成，世称“陶本”。
陶湘长孙、北京建筑专家陶宗震称陶湘校刊本“成为近代研究宋以前古建筑的可靠技术专著，在国内外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学者中引起极大的重视，‘陶本’刊行后，受到欧、美、日等国外汉学家及研究中国传统建筑之学者极大的关注，纷纷与陶湘联系探讨，国际之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
由此，朱启钤倡议成立营造学社，陶湘为三位创始人之一。1930年2月，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是中国第一个研究传统建筑的学术机构，陶湘担任中国营造学社校理。1932年，陶湘进入中国营造学社干事会，其弟陶洙开始担任中国营造学社校理。按入社先后为序，创始人朱启钤排第一，陶湘名列第二，陶洙排第十四位，梁思成排第十七位。
据梁思成遗孀林洙所著《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1995年10月第1 版），中国营造学社的地址就设在朱启钤宅内（北平宝珠子胡同7号），在寓所大客厅右侧的房间。最初亦未挂牌，室内只有三张书桌、椅子及书架，陈设极简单。每天来上班的只有3人，陶洙、阚铎和宋麟徵。学社的人员分两部分：一部分为专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为学社的职员，每天上班，领取工资；另一部分是社员。
学社成立当年共有职员11人，陶洙担任学社的编纂工作，同时担任编纂的还有阚铎、瞿兑之和刘南策，刘南策是陶湘的女婿。陶洙同时还担任学社的财务。
1931年，梁思成和莫宗江加入了学社，梁任法式主任，莫担任测绘，陶洙继续担任编纂和财务。
1934年，陈仲篪加入学社，头两年在文献组工作；1935年至1937年在学社作研究生。1949年以后，陈仲篪任职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陈仲篪在五六十年代为陶洙的造假售假做了重要掩护，后文详述。
1926年，作为藏书家和刻书家享有盛名的陶湘因精于版本目录学，应聘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成为鉴定殿版书的专家。同时应聘的还有陈垣、张允亮、朱希祖、卢弼、余嘉锡、洪有丰、赵万里、刘国钧、朱师辙等九位著名学者。陶湘花了六七年的时间，整理编撰了《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三卷。
陈垣和赵万里跟陶湘陶洙兄弟交往密切，后来为陶洙的造假售假做了极为关键的掩护，后文详述。

郝天祖

陶湘一生刊刻书籍及影本甚多，伦明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雷梦水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尝赋诗盛赞陶湘刻书事业：
以类求书书不同，
巧于弃取绍陶公。
藏书岂若传书久，
欲散家资养刻工。
诗注称陶湘“尝谓友人欲尽鬻所有，从事刻书，期之十年，可成百卷，流布他方，藉以不朽”。雷梦水按称，陶湘“刻书多由其弟心如（按及陶洙）为之督造”（第43页）。
陶洙为老哥陶湘监督刊刻书籍，而刊刻工程都是由董康直接管理经营的。伦明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亦记董康刻书之盛：
法源寺里日营营，
雕本人间走不胫。
徒为他人造楼阁，
可怜木匠缺门闩。
徐雁、谭华军增补诗注称，董康“生平酷爱文献事业，大抵以辛亥为界，分为前期的收书藏书和后期的刻书印书两段”。董康“自任影印异书之天职，以刻《皕宋楼藏书源流考》而公布皕宋楼藏书流散秘史震名于世。尔后于北京法源寺寓处雇用刻工致力刊书，先后刻成《诵芬室丛列》等三十余种。并代吴昌绶双照楼、陶湘涉园、蒋汝藻密韵楼等刊刻图书”。
董康与陶湘、陶洙兄弟长期狼狈为奸，一方面刊刻精品以邀盛名，同时又大肆造假售假，翻印盗版牟取暴利，大量跟《红楼梦》有关的刊刻本（包括假古籍“程乙本”）就是出自董康的法源寺寓所刻工坊。关于董康常年雇佣刻工在寓所刻书一事，我将另文专述。
董康为陶湘刊刻书籍，两人还曾与傅增湘投资合办书店。雷梦辰《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叙录：“（陶湘）另外还有与傅增湘、董康等人合资在北京北海蟠青室开设一书店，店名‘蟠青书室’，不久即迁至琉璃厂，后因营业不振，宣告歇业。”（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6年第1期，总第69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第103页。）
雷梦辰的叙录颇为简略含糊，“蟠青书室”何时歇业并不清楚。据《河北省志》第83卷《出版志》：“蟠青书室 业主郭炳文，字仁卿，深县人。民国18年（公元1929年）开设，在北海公园白塔西南隅，后迁徙在小西南园北口外东路南。经营数年歇。”（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第83卷《出版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368页。）
又据日本留学生长泽规矩也1931年2月在《中华民国书林一瞥》之《北平书林》一文中回忆：“北海公园的蟠青书室，是近年来开的旧书铺，据说和北京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有关系，好像十分活跃。”（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1月出版。第200页。）
长泽规矩也1932年6月在《中华民国书林一瞥补正》之《 辛未燕京访书记》一文中又说，蟠青书室后来迁到了“新华街西”（按，指琉璃厂西街），“在本立堂和保古斋之间”（参见同上，第232页）。
上文所引《河北省志》所称的“小西南园”指的是“小西南园胡同”，该胡同在琉璃厂西街中段，北起琉璃厂西街，南至琉璃巷。故“小西南园北口外东路南”指的是小西南园胡同与琉璃厂西街交界处东边街道南侧。从今天琉璃厂西街店铺的分布来看，当年的蟠青书室就在今天荣宝斋的对面、庆云堂的旁边。
我在查阅史料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董康竟敢对自己的“亲家”、合作多年的密友陶湘“落井下石”，狠狠地坑了陶湘一把。
本专栏前文引周黎庵所著《蠹鱼篇》，陶湘晚年藏书尽出，曾有一部明会通馆活字本《诸臣奏议》卖掉，当时陶氏曾挥泪向友人说：“可惜南方没有人能识这书的。”周黎庵称陶湘并不是惜书，“盖惜不能得善价耳”。南方无人识书，识者在北方是有的，郑振铎记云：“初，有明会通馆活字本诸臣奏议者，由传薪书店售予平贾，得九百金。而平贾载之北去，得利几三数倍。以是南来者日众，日搜括市上。”
真没想到，郑振铎记的这个北京的买书者，竟然是董康。吴文祺《回忆“孤岛”时期的郑振铎同志一文》写道：
他（董康）的品格，和罗振玉相似，罗氏喜欢矫情饰智，欺世盗名，有意借了遗老这块招牌来图自己的名利，董康也是如此。
尤其可恶的，他在国内收买到的珍贵书籍，大量地卖给外国人。例如他从书坊以九百元买得海内孤本明会通馆活字本《诸臣奏议》，立即以五千元卖给日本人，一转手间，获利四五倍。
（吴文祺：《回忆“孤岛”时期的郑振铎同志一文》。王莲芬、王锡荣主编：《郑振铎纪念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第388～389页。）
有趣的是，吴文祺似乎并不知道，董康买卖的那个海内孤本明会通馆活字本《诸臣奏议》，恰恰是从陶湘手里买来的。前文指出，陶湘因家庭秽事败家，流寓上海，卖书解困；对比吴文祺的叙录，董康显然瞒着陶湘做了一笔大买卖，没有让穷愁潦倒的老亲家分享暴利。
1954年3月10日，邓之诚在日记中写到，“昔年傅沅叔、董绶金（按即董康）、朱逖先乃巧取豪夺”。1953年11月8日的日记则叙录了一则有关董康“巧取豪夺”的传闻：“缪子受来……又言《草窗韵语》，董绶经以六十元得之文禄堂，转售蒋孟蘋得千五百金。”
陶湘常年鬻书牟利，不料老贫凄凉之时，竟遭董康巧取豪夺，被狠狠踹了一脚。陶湘若地下有知，会不会哀叹自己的报应？
编者注：本文为作者“乱臣贼子”陶兰泉系列终篇，完整阅读请读者移步：《“乱臣贼子”陶兰泉（上）》、《“乱臣贼子”陶兰泉（中）》

郝天祖

“圣人”画皮董绶金(上)
—— 伪造“红学”假古籍元凶之一董康的辉煌与堕落
比起绰号“陶气”的陶湘来，董康似无多少骄奢淫逸的劣迹。光绪年间进士出身、民国时期位高权重的董康以“清廉方正”自居，世人则尊其为“董圣人”。回顾历史，董康一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不像陶湘那样令人厌恶，而是不免令人生出“一代英才乱世沉沦”之叹。大家要比较深入地了解董康的生平经历，可以参看以下资料：
——瞿蜕园著：《北洋*政*府*内阁人物片段》。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 政治军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伦明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雷梦水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
——雷梦水著：《刻书家藏书家董授经与文楷斋刘春生》。载《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总第8期。
——李新乾著：《董康的藏书与刻书》。载《北京高校图书馆学刊》，1996年第四期。
——高积顺著：《东吴名家 董康》。载周永坤主编：《东吴法学》，2008年秋季卷，总第17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出版。
——宗清元著：《董康》。李新、孙思白、朱信泉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7月出版。
——包华德（美）著，沈自敏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之《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11分册。中华书局出版。
另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了董康著、傅杰校点的《书舶庸谭》（四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了董康著、王君南整理的《董康东游日记》（即《书舶庸谭》，九卷本），俱是研究董康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后者，附有董康自序自跋以及胡适、赵尊岳和傅增湘等人作的序，资料更为齐全，史料考订更为严谨。
董康，原名寿金，字授经，又字绶经、绶金，号诵芬室主人。生于1867年4月26日（清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按阴历与陶洙是同一天生日。本专栏前文已述，董康祖籍江苏武进（今常州）青果巷，其故宅与盛宣怀、陶湘故宅紧紧相邻，董康本人是盛宣怀原配夫人董婉贞的本家堂弟，又跟陶湘是“亲家”。
董康早年不幸，从小过继给叔叔董莲芳为嗣，但嗣父早故，他从六岁起仍由生父授课识字，后进江阴南菁书院读书。董康天资聪颖，刻苦勤奋，1888年考取举人，翌年考取进士，随即就职于清*政*府*最高审判机关刑部。
董康任职刑部期间，也许最值得后人称道的作为，是从1902年开始，参与中国法律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清末修律活动”，为推动传统法律向近代的转型、以适应法律全球化的潮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董康作为修律大臣沈家本的得力助手，不但为沈出谋献策，还一马当先与张之洞、劳乃宣等“礼教派”展开激烈论战，同时又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修律工作。他出访日本，对日本的法律制度进行全面深入的调研考察，回国后主持编译了一系列资料，为司法改革和诉讼法的修订提供参考。
董康还参与《大清律例》的修改，反对野蛮残酷的刑罚，力主刑罚的普世主义和人道主义；参与多部法律的编纂修订，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献即1908年清*政*府*颁行的《钦定宪法大纲》也出自于董康之手。
辛亥革命后，董康避乱东渡，前往日本留学，专攻法律。1914年，董康回国，先后出任国民*政*府*多种立法和司法方面的最高职务。1918年，董康与王宠惠等联合编纂《刑法第二修正案》，该法案大大淡化了中国传统特色，从形式体例到原则内容无不吸收世界最先进的普世的刑事立法，成为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的蓝本。
1923年，董康离开北京，告别官场，移居上海。1924年，董康被东吴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受聘为东吴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自此开始从事法律教学与研究。1925年，王开疆在法国租界发起创办上海法科大学，专门培养训练法官，董康与章太炎同时被推任为校长。
1926年12月，董康再次东渡日本。在日期间，遍访日本著名的藏书机构，广交日本的汉学家、收藏家，访求自唐以后流传到日本的汉文书籍，并悉心辑录，著成皇皇巨作《书舶庸谭》。
1927年5月，董康回国，继任上海大学法科校长，后辞职开办律师业务，一度兼任东吴大学法律学院院长。由于董康是当时公认的四**学家（另三位是江庸、王宠惠、张知本）之首，学生无不以出其门而引以为荣。
1932年，董康义务充当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审判的陈独秀的辩护人，依法公开为其辩护。董康不赞成陈独秀的思想主义，但他维护陈独秀坚持表达自己思想主义的权利，反对当局因言治罪的恶劣做法。1933年，董康又充当贺龙家属案、邓中夏案的辩护人。
1933年年底，董康重返北平，任北京大学法科及国学研究所教授。随后应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会之邀，在日本的东京学士院作《中国法制史》系列讲座，并结集出版。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北平迅速为日军占领。因董康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投敌附逆，出任伪华北*政*府*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后又在汪伪政权中出任华北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受到国民*政*府*通缉，有些资料叙及董康之终时未加考辨，轻率成文，称其“抗战胜利后被捕，于1947年死于狱中”云云。实际情况是，如《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所记：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爆发。华北沦陷后，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在物色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北洋要员出来组织华北伪政权未成的情况下，去上海找王克敏北上作傀儡。王克敏即纠集他熟稔的董康参加伪政权。是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居仁堂成立，董康任常务委员，并于1938年1月1日出任伪临时*政*府*司法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3月29日，伪临时*政*府*并入汪精卫组织的汪伪国民*政*府*，董改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6月7日，王克敏辞职，董康随即亦辞任。嗣后，董因病住进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治疗。抗战胜利后，戴笠指挥军统局于10月6日，在原伪政权任经济总署督办的汪时璟家中，以宴请华北高级汉奸的名义，将出席者逮捕。董康因病未能前往，以后他屡持医院证明，一直未收审处理，直至1947年在医院病卒。”（第634～635页。）
《蒋家王朝》之《惩治汉奸》篇叙录董康之终，显得更为生动，但不知史料出处何在：
“伪华北政委会、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在戴笠宴客之前托病住进德国医院。戴笠仍指示马汉三整理了董的汉奸材料，移送法院。但法院大概出于对同行的照顾和怜悯，在审理中以他是“法界名宿”，予以缓期审理，继续住院治疗。后董于1947年死于德国医院，始终未被作汉奸起诉处理。”（注1）
董康岂止是“法界名宿”，瞿蜕园所著《北洋*政*府*内阁人物片段》叙及董康时称：“当时至少有两个号称圣人的，康有为以外就是董康，因为他是以清廉方正自命的。到了日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却依然以司法委员长的名义出现。他与日方的勾结与其他亲日派略有不同。借款订约等事倒没有他的份，而贩卖旧书却变成他的专业。”（第380页。）
瞿蜕园（1894-1973），就是本专栏前文提到中国营造学社成立时，与陶洙、阚铎和刘南策共同担任学社编纂工作的瞿兑之，他是清季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之子，岳母乃曾国藩之女曾纪芬。瞿蜕园出生世家，长期从政，阅历丰富，同样出任过伪职，当然熟悉董康这类“大人物”的种种掌故，他称董康享有“圣人”之名，自属可信。
美国学者包华德叙及董康，也称“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虽在战时同日本人合作，但至死仍被人称之为‘董圣人’”（第72页）。
看来，董康大约主要是因为作恶不多、危害不大、素有清誉且老病垂死，才侥幸逃脱了国民*政*府*的惩处。
董康曾在四卷本的《书舶庸谭》自序中深情回顾自己五十年的坎坷生涯和沧桑心情，自比屈原杜甫，文笔哀婉动人。董康写道：
“襁褓失怙，依倚慈闱。灯影机声，饫尝艰困。自留甥馆，赖以成名。卜宅春明，甘于淡泊。此后而政变（指戊戌）、而拳祸、而光复、而复辟及其他统系战争，各役皆躬历其境。不图人心诡诈，更随世途递为崎岖。脑海因之锻炼，心房备阅沧桑。际此茫茫，频书咄咄。草堂何处，空怜玉臂云鬟；湘水悠然，聊托美人芳草。”
这一段文字，应该可以视为深入理解董康行为动机的自我表白。考其一生，屡经离乱，备阅沧桑之后，董康不是变得更坚强和有原则，而是陷入了无可无不可、价值观混乱的精神状态，以至于在买卖旧书古董问题上“巧取豪夺”，在国难当头之时投敌附逆晚节不保。
所幸的是，董康平伏个人悲愤沧桑的情怀，不是去为大奸大恶，而主要是寄情于访书和刻书等“雅趣”之中。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记董康“尝聚工匠于法源寺刻书，数十年不辍”，待后文细表详情，大约会更添世人感慨。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杨光）
附，参考资料：
注1.张益珲等主编：《蒋家王朝——一代枭雄蒋介石的兴衰历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837页

郝天祖

“圣人”画皮董绶金(下)
—— 伪造“红学”假古籍元凶之一董康的刻书盛况及凋零
高积顺谈及董康，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版本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刊刻家和戏曲研究家。他爱书成癖，识书极具眼力，访求不辞辛苦，辑录不知疲倦，收藏多多益善，刊著不计成本。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等民间文学书籍的搜集、传播、研究做出重大贡献”。李新乾所撰《董康的藏书与刻书》一文，则对相关情形有相当细致的描述。鉴于前人论述与本专栏所涉论题关系不大，故在此无意机械转录旧文叙其藏书之盛，而是采撷众说，集中揭示董康的刻书情形及其与“红学”造假之关系。
藏书家刻书，这是明代以来的一个文化传统。至晚清民初之际，此风益盛，不但所刻书既多，而且校勘纸墨均精良，远超前人。在众多藏书刻书家之中，董康和陶湘两人最为出类拔萃，声名卓著。
董康藏书久负盛名，但其刻书影响更在藏书之上。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雕版印刷书籍受到西方现代印刷术的巨大冲击，铅印、石印法普遍取代木刻，真正木刻景刊几成绝响。像董康这样家资富有的名士们眷恋顾惜雕版印刷传统，竭尽所能重刻珍罕善本，董康即以影印“异书”为其“天职”。
大致以辛亥革命为界，董康一生分为前期的收书藏书和后期的刻书印书两段。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光绪三十四年，董康任法律馆总裁时，得到沈家本的赞助，即校刻一部元钞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董康常年在北京法源寺寓所雇用刻工致力刊书，先后刻成《诵芬室丛刻》等三十余种，并代吴昌绶、陶湘、蒋汝藻等人刊刻图书。李新乾称《诵芬室丛刻》是董康刊刻的最大一部书，积数十年之功，收书七十余种，三百七十八卷。这部大书一律用罗纹纸印行，书品宽大，装潢精雅，为清末民初以来刻书之冠。单以纸张而论，品质超越皇家所用的“开花纸”，可谓豪华之极，历代罕有。
法源寺创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实际建于武则天当政期间，寺内环境幽静，以丁香著名。1949年后，*政*府*投资对寺进行全部整修，作为“中国佛学院”院址，现寺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法源寺位于北京宣武区法源寺后街，而法源寺后街“平行于广安门内大街，东西走向。西起教子胡同，东至西砖胡同，南侧与龙凤里、法源里相交，长228米，宽3.6米。该街因位于法源寺之后而得名”。西砖胡同“位于宣武区中部，牛街街道办事处辖域东部，广安门内大街南侧，南北走向。北起广安门内大街，南与七井胡同相接，长585米，宽4.1米。清时北段称史儿胡同，南段称西砖儿胡同。清末依旧。民国后统称西砖胡同，巷名沿用至今”。“胡同南段临法源寺处的平房院落均为寺之庙产，多为停灵所用，解放后改作民居。其中一处院落，为法源寺跨院，曾是民国初年法律专家董康的寓所。”（参见段柄仁主编：《北京胡同志》（下）。北京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681页。）
李新乾称董康“家住菜市口西西砖胡同一所简陋宅院，房屋亦不高大，而室内却摆满了书厨，其中多为宋元明旧椠，以及名抄、名校、名跋、稿本秘籍，一看令人心旷神怡。其中有不少明刊带图刊本的乡曲邨说书籍，董康先生颇喜爱这些东西，故藏戏剧、小说类书籍极多”（第46页）。
董康刻书从来不顾惜本钱，校勘、写手、刻工都聘任高手，纸墨之选亦精益求精。魏隐儒称“董氏刻书重视质量，纸用上等棉连或六吉料半，墨选上等黄山松烟或五百斤油。选择底本也非常认真，均经校勘而后付梓，为藏家所称誉”。（魏隐儒编著：《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第201页。）
李新乾称“董康所刻书都依靠北京文楷斋，珂罗版则在日本”（第48页）。实际上，文楷斋主要是董康投资的刻书店，售书店铺在琉璃厂东街，刻字作坊则在法源寺董康寓所。文楷斋的一位“老师傅”訾瑞恒告诉李新乾，“文楷斋作坊在法源寺后院，与董康住宅为左邻右舍，其后门全通法源寺庙内”；“文楷斋在董康去世后，工厂也就歇业，工人四处分散”（第48页）。
訾瑞恒是文楷斋晚期装订刷印名手，刻字作坊歇业后，訾曾回家种地，孙承俭主持的修绠堂又将他聘用回来。后来修绠堂并入中国书店，訾瑞恒曾于1959年为广东人民出版社刷印《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有硃墨蓝色三种印本，极为精致。
承蒙天津《今晚报》王振良先生（网名“饱蠹鱼”）惠赐旧刊旧文雷梦水所撰《刻书家藏书家董授经与文楷斋刘春生》（《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总第8期，第89页），使我得以深入了解董康与文楷斋之关系。雷文称，董康“所刻之书皆由北京琉璃厂文楷斋刘春生承办”，并对刘春生其人其事所述甚详。
文楷斋主人刘春生，出学于北京杨梅竹斜街龙光斋刻字铺，学业期满，乃独自经营。最初在总统徐世昌的“承办公府刻书处”，专为徐世昌刻书，所刻书多至数十种，如《晚晴簃诗汇》（《清诗汇》）、《清儒学案》、《大清畿辅先哲传》、《颜李学》、《水竹村人集》等。文楷斋则创于民国八年（1919年）正月十六日，先开始刻书营业，至五月十六日字号确定正式开业，采用“文楷斋”字号后，才接受他人刻书。
李新乾文称：“北京有名的刻书家陶湘、沈家本都在文楷斋刻书。文楷斋起家于徐世昌，发家于陶湘、董康，所以董康去世，文楷斋即倒闭。徐、董、陶三家资本雄厚，每年先从三家拿一部分钱，到全国选购好木料、楮墨、工具，一年工人都有活做，别的就好说了。此三家都要求很高，尤以董康最高。”（第48页。）
中国书店总经理马建农著《琉璃厂》一书对文楷斋有简要介绍，称文楷斋的店铺在琉璃厂东街路北，“光绪年后期有益堂书肆倒闭后将店铺转给文楷斋。文楷斋自同光时期在琉璃厂经营，将有益堂书肆的店铺盘下后，经营规模日渐增长，到民国后更是极为活跃，成为京城最为著名的刻书坊”。（参见马建农著：《琉璃厂》。北京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第151页。）
关于刘春生为徐世昌刻印《清诗汇》和《清儒学案》一事，雷梦水的叙述太过简略。实际情形是，徐世昌在总统任期时(按即1918年10月至1922年6月)，于中南海设“晚晴簃”诗社，呼朋唤友，分任选诗，为文酒之会；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徐世昌离任居天津，选诗仍继续，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才刻成。徐世昌于事竣后，又想仿前人体例编纂《清儒学案》，“于是邀聘旧友数人共为之，而徐仅任其名，负担经费，并未曾亲自执笔”。夏孙桐、王式通、金兆蕃、闵尔昌、沈兆奎任编撰，傅增湘任提调，曹秉章任总务，陶洙任采书、刻书。“学案编纂经费，全由徐负担，每月致送编纂诸人车马费。盖此数人除一二人生活较裕外，多半皆赖卖文鬻字为活”。“至民国廿七年戊寅春粗毕，一面清稿，一面付刻，经陶心如交法源寺内文楷斋刻成”。（参见慧远：《〈清儒学案〉编纂经过记略》。张伯驹编著：《春游琐谈》。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43、244页。）
请大家注意，董康和陶洙两人在1918年年底至1938年年初这近20年间一直在为徐世昌刻书，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更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胡适于1922年4月21日首先得到的有关考证“曹雪芹”生平极为重要的材料《四松堂集》五册刻本，正是蔡元培从总统徐世昌的“晚晴簃”诗社借来的。而在两天之前的4月19日，琉璃厂的古籍书店“松筠阁”为胡适送来一部《四松堂集》付刻的稿本。胡适在日记中兴高采烈地写道：“然三日之中，两本都到我手里，岂非大奇！”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四松堂集》付刻稿本就是陶洙通过松筠阁给胡适下的“**”，《四松堂集》刻本则是陶洙和董康通过蔡元培给胡适下的药。
文楷斋刻书的主要主顾是徐世昌、陶湘、傅增湘等人。如为陶湘刻有影宋咸淳本《百川学海》十集百种，重刻宋本《儒学警悟》七种，影刻《宋金元明词》四十种，影刻元本《程雪楼全集》、《托跋塵影刊丛书》十种，影明汲古阁写本《松陵集》，重刻元本《辍耕录》、明洪武本《书史会要》。为军阀张宗昌“皕忍堂”刻印一部巨书《开成石经》等。为傅增湘刻影宋本《王荆公诗集》、《龙川略志》、《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等。
文楷斋最盛时期拥有三、四百工人。写手有三十余人，以写宋体为主，其中以汪敏斋书法最佳，他们的秘诀是掌握“六笔法”。“六笔法”即指“横、竖、钩、撇、点、捺”。文楷斋所刻之书为世人所称道，特别为董康诵芬室所刻《中州集》是由几个人书写，从中择优刻板，所刻传奇小说，字体秀丽，绘图清雅，犹有明人遗意。
文楷斋刻印书籍的市场价格究竟多少呢？我目前掌握的资料不全，但是两则小史料颇能说明问题，一是吴承仕致同学潘景郑的信札，一是吴虞的日记。
大学者吴承仕曾是董康的下属，他在致同学大藏书家潘景郑的一封信中谈及为老师章太炎刻书一事，其中就列出了文楷斋的印刷标价：
据文楷斋所开印刷费（装订费在内），“粉连六开每部二元四角，毛边每部二元一角，次毛边每部一元七角，如蓝色印，每部加四角。”
（吴承仕著：《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62页。）
不要小看这“每部二元四角”的价格，放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算是很高的价格了。
容庚于1925年11月自述“曾费六角钱在地摊上买了一部与各本不同的旧钞本《红楼梦》”（参见容庚：《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61页）。这个“旧钞本”就是陶洙亲笔抄写的“程乙本”手写本，是活字“程乙本”据以付印的底本，现藏首都图书馆，通称“籀红室藏本”。大家以为这“六角钱”很便宜么？
又雷梦水之《书林琐记》记叙，琉璃厂荣华堂店主孙华卿“1947年曾于西小市打鼓担上以三元购得一部传本稀见之乾隆壬子（五十七年）程伟元第二次活字印本《红楼梦》计一百廿回，售于来薰阁”（参见雷梦水：《书林琐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第49页）。大家以为这“三元钱”很便宜么？

郝天祖

也许因为吴承仕与董康曾有同僚之谊，文楷斋给他开的价还不算高；对照吴虞1925年的日记来看，文楷斋对吴虞的开价简直就是“宰你没商量”：
（1925年）五月初二日 星期一 六月二十二号阴
宣外西砖胡同法源寺后门文楷斋送娇寓诗来。
诗共二千三百三十三字，每百字洋一元二角，共合洋二十七元九角九仙六厘。红印夹连纸五十本，磁青色皮，装订成册，每本二角八仙，共合洋十四元。二共合洋四十一元九角九分六厘正。
前用定洋五元，今补洋三十六元九角九分，清账。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近代历史资料专刊》之《吴虞日记》（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第266～267页。）
据慧远之《〈清儒学案〉编纂经过记略》，《清儒学案》完稿付印，共208卷，计100册，当时印行白纸、黄纸各100部（参见同前，第244、245页）。大家可以粗略估计一下，董康因为这一笔生意，从老朋友徐世昌手里起码赚了上千元大洋。
尽管后人的回忆文章多称赞董康刊刻书籍之精良，但也有对董康的严厉指控。如吴文祺《回忆“孤岛”时期的郑振铎同志》一文写道：
至于他所刊印的书，定价极昂，但是随便改字，极不可靠。例如他所翻刻的阮大铖四种曲（《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近代曲学专家吴梅曾得到原刻本，吴曾对振铎说：“董本谬误擅改处极多，他日必发其覆。”后来吴梅在抗战时期死于昆明，揭发董某的事，终于没有做到。振铎购得原刊本《春灯谜》以后，很想先从事于《春灯》一剧之“发覆”，以竟吴梅未竟之志，而振铎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又逝世了。国内不乏词曲专家，我希望他们能够揭露这个民族败类的丑恶面目，剥去他的画皮，摘掉他的版本专家的桂冠！
（吴文祺：《回忆“孤岛”时期的郑振铎同志》。王莲芬、王锡荣主编：《郑振铎纪念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第388～389页。）
据马建农撰文称，文楷斋经营到五十年代初歇业，所留存的木版存放于“京城寺院”中。“当时店主家中已经十分困难，其遗孀常用遗存的木版劈柴烧火”，被群众发现后报告给*政*府*管理部门，当时由北京市文化局派人予以劝诫，并由北京市文化局的名义将所留存的木版作价收购，交由中国书店管理，曾经一度辉煌的著名的琉璃厂刻书铺终于消亡。（参见马建农著：《琉璃厂》。第152页。）
马建农未说明文楷斋歇业后所留存的木版究竟存放于京城哪座寺院之中，可是刘乃和写得很清楚：
法源寺西配殿当时已成为文楷斋倒闭后存放杂物的库房，其中有木刻书板，包括徐世昌、董康等人所刻的书板。还存放着文楷斋未卖完的各种宣纸，有库腊宣、洒金宣、冰雪宣、珊瑚宣等，并有极为精美的水墨画彩色套版信笺。
（刘乃和著：《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第124页。）
刘乃和又写道：
（法源寺）正殿与西配殿衔接处有一小耳房，房门外有一小院，过小院则可见大殿庭院，院极宽敞。耳房的北墙上开一小门，门就在法源寺后街，在后街进去，出入方便，刻不必从寺正门要穿过几层院子才能到达。（参见第124页。）
另外，李新乾叙录董康所刻书板的流失情形与马文不同。李新乾称，董康所刻书板原来保存很好，1949年10月以前由燕京大学和修绠堂、来薰阁分别购藏。燕大购去《盛明杂剧》板，保存完好；修绠堂、来薰阁所购贮的木板“曾遭来薰阁老板娘劈柴造饭毁失惨重”。“解放后全集中于中国书店，大多书板都不全了。”（第49页。）
清末《红楼梦》极流行，尤以首版于光绪十年（1884年）的《增评补图石头记》这个版本为最，这是“护花主人”王希廉和“大某山民”姚燮的合评本，采用了当时先进的石印和铅印技术，印刷清晰，纸墨精良，校对详审，售价低廉，故极受欢迎，翻印者众。在这样一个市场大潮之中，董康伙同陶湘、陶洙兄弟，以木版刻印方式，伪托“嘉庆年间”书坊书贾之名，据《增评补图石头记》翻印了大量粗制滥造、被“红学界”称为“东观阁系列刻本”的假古籍。
我之所以能够公开指控董康和陶湘、陶洙的这一罪行，就在于陶洙伪造“程乙本”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而多达十七种的“东观阁系列刻本”无不与假古籍“程乙本”密切相关。而“程乙本”刊刻本也可以确定出自董康豢养的文楷斋刻字作坊。
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教授的曹立波（女），200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导师张俊）《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对“东观阁系列刻本”首次做了深入系统研究。但是，曹立波及其导师张俊，特别是为曹立波提供重要研究资料的著名“红学家”杜春耕，早就知道陶洙伪造贩卖系列“脂本”、“程乙本”和“东观阁系列刻本”的罪恶行径；因此，曹立波的“博士论文”基本结论完全错误，根本不能成立，毫无学术价值，事实上属于打着学术幌子制造混乱的欺诈行为，理应受到严肃查处。
按张俊的概括，曹立波“论述了东观阁本批语对后世评点本的重大影响”，说明“受东观阁本批语影响最大的是姚燮，姚评几乎借鉴了东观阁本90%的批语”，其他如王希廉、张新之等人“对东观阁本批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参考”。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胡言乱语——本专栏前文早已详细举证，张新之的评点完全是几十年间个人的独创，岂有参考“东观阁本批语”之理？
由曹立波“博士论文”的统计，大家可以知道董康和陶湘、陶洙兄弟捏造子虚乌有的“东观阁”，至少伪造贩卖了哪些“东观阁刻本”及其收藏情况：
1、“东观阁初刻本”（无评点的白文本，又称“东观阁原本”）。题名“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东观阁梓行”。国家图书馆、杜春耕有藏。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原本”，1926年马幼渔赠给胡适，此书扉页手书“东观阁原本，绣像红楼梦，本宅梓行”。这个“原本”是拆毁珍贵的程甲本装配贴改而来，贴补处大体照陶洙伪造的“程乙本”所改。
2、伪托“东观阁书坊嘉庆十六年(1811年) 重刻”的《红楼梦》。题名“嘉庆辛未重镌，东观阁梓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这个本子又伪托“嘉庆戊寅（二十三年，1818年）”和“道光壬午（二年，1822年）”重刻。另外，又有近二十家其他书坊据此本翻刻，也是董康和陶氏兄弟的伪托。所谓“1811年刊行”的“东观阁评点本”，现藏天津市图书馆、英国博物馆、纽约市图书馆等地。杜春耕藏有一部“1818年刊本”。
3、与“东观阁刻本”密切相关的白文本刻本：本衙藏板本，国家图书馆藏一部，杜春耕藏一部；伪托“嘉庆四年（1799年）”的抱青阁刊本；《绣像红楼梦全传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各藏一部，日本伊藤漱平、古城贞吉各藏一部。
4、伪托“嘉庆十一年（1806年）”刊刻的“宝兴堂刊本”，北大图书馆、杜春耕藏。
5、伪托“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金陵籐花榭刊本”，北大图书馆、杜春耕藏。
北大图书馆还藏有一部伪托“同治三年（1864年）”“籐花榭原板，耘香阁重梓”的刻本，此本原为俞平伯所藏。俞平伯称这个本子上“有许多评语，不知何人手笔”，而我判断这是伪托“光绪十四年三月古越朱湛”，由陶洙亲笔抄录的批语。我之所以能做出这一判断，是因为近年由杜春耕主持重印的所谓东观阁系列之一的“善因楼刊本”上，朱笔批语正是陶洙的特征笔迹。
“东观阁系列刻本”在学术上造成的混乱，远不止曹立波的博士论文，还涉及大批声名显赫的“红学家”；另一方面，包括曹立波在内的大批“红学家”利用“东观阁系列刻本”，散布谎言，制造了更大的混乱。当我在后文详细揭发论证陶洙伪造“脂本”和“程乙本”等假古籍的罪恶行径，大家就会知道这场学术上的灾难是何等触目惊心、令人切齿痛恨。
查实“圣人”董康及陶湘、陶洙兄弟的罪恶，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办法，就是对比董康藏板与上述“东观阁系列刻本”字迹的付验情况。既然陶湘投资、孙承俭经营、后并入中国书店的修绠堂收购了大批文楷斋书版，有心有力者就应该去中国书店的秘藏中“抄家查赃”。
（责任编辑：代金凤）

郝天祖

《红楼梦》造假罪魁祸首陶心如（下）

—— 伪造贩卖“脂本”、“程乙本”和涉曹雪芹材料的陶洙精于造假

陶洙自早年涉足古籍刊印伊始，终其一生都在不停地造假售假。清末《红楼梦》评本流行，陶洙就伪托古人炮制“蝶芗仙史评本”，又伙同狄葆贤炮制“戚序本”；在书画领域，陶洙的仿古伪造技艺也臭名昭著。在深入揭发陶洙伪造贩卖“脂本”、“程乙本”和涉曹雪芹材料等罪恶之前，大家不妨先来了解一下陶洙种种造假的大致情形。
雷梦辰所撰《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一文谈及陶洙的造假，赞叹之情溢于言表：
【心如书画之功，俱臻妙境，尝累抄古本，绘制插图，几可乱真。董康影印之宋版《周礼疏》，其中有缺页部分，是由心如据阮刻《十三经注疏》之疏文，摹仿宋刻本字体将缺页抄配齐全，后即以影印上版刻印，其抄配部分，非知其底细者均不能辨，时为书林佳话。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6年第1辑，总第69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102页。）】
陶洙不止是模仿宋刻本字体的《十三经注疏》。雷梦水谈及董康，称董康“所刻书皆由北京文楷斋刘春生承办，其要求极为严格，尤以《五代史评话》为董氏刻本中之冠”，而该本影刻宋残本《五代史评话》，“摹刻绝似，极可乱真”。（参见伦明著，雷梦水校补：《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113～114页。）大家想一想，以摹刻补残本的高手不是陶洙又能是谁呢？
翦安所撰《陶湘藏书聚散两匆匆》一文称，陶湘“遇到购来的图书稍有破损，必购旧纸，觅良工巧匠照原书笔法摹写补足，整旧如旧”；魏隐儒编著之《中国古籍印刷史》也谈到了陶湘“整旧如旧”的高超水平，如陶湘“所刻《百川学海》一百种，是据宋咸淳本影刻，其中缺卷依明弘治年间华氏覆宋本摹补”。诚如本专栏前文所述，文楷斋固然不乏书写宋体字的高手，但其中佼佼者当然是陶洙陶心如，因为雷梦水就披露，陶湘“刻书多由其弟心如为之督造”。
陶洙不但精于字体摹写，而且精于仿制古画。张珩《怎样鉴定书画》一文称：“近年照模的伪作更为常见，拿戴熙的画来说，上海的徐俊卿和北京的陶洙都是作伪能手。陶洙伪造的《西泠烟雨图》从外签、引首一直到本身和题跋都是复制，颇有几分相似。”（杨新主编：《故宫博物院七十年论文选》。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389～390页。）
金代的“泰和通宝”折十钱是一种极为精美和珍贵的古币，深为后世藏家所宝重，与王莽和宋徽宗三代所铸之钱并称为“钱币三绝”。网上流传的一则报道称，据说民国时期，折十钱仅有陶心如和一个赵姓泉家各藏一枚。“陶心如曾用原钱做范两次仿作，据说首次所仿仅五六枚。因为以原钱为范，化金朝钱币为铜，加之制作精细，竟作得和原钱不差毫厘。”古泉学家郑家相也不禁感叹：“予恐将来泉家，或有受其欺者。”
这则报道写得活灵活现，但并未出示文献来源。我仔细研究了一番，发现报道中的传闻难辨真伪。最早谈到陶洙与折十钱关系的，是一位叫“赵权之”的泉币学家，他在《泰和通宝折十大钱》这篇小文中写道：
【泰和通宝折十大钱，十余年前在北平先后出土二品。先出者肥缘肥字，为泉商冯松泉所得，后归陶心如君。后出者即此细缘细字，亦为冯松泉所获，予以四百金易得之。二泉经冯之手，尝翻铸之，仿作甚精，易眩法眼。后北平坊间又转翻多枚，于是伪钱充斥矣。惟后翻之钱，造作不工，已失精神，不难辨也。
（郑家相编辑：《泉币》第二期。医学书局，1940年9月出版，第47页。）】
赵权之的说法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报道中陶洙伪造折十钱的传闻。但是无论如何，陶洙惯于造假并且技艺高超，在圈内是有名的，否则传闻也不会将伪造折十钱的恶名跟他联系在一起。
行文至此，请大家想一想，常年造假、精于作伪、“耽于红学”、厚颜无耻的陶洙陶心如大肆伪造贩卖关涉《红楼梦》的各种假货，难道很奇怪吗？上一篇专栏谈到，“脂本”之一的“北师大藏本”就是陶洙伙同周绍良伪造的假古籍，是其伪造贩卖系列“脂本”以及“红学界”长期隐瞒真相等欺世谎言溃堤的管涌。我认为，这部假古籍很可能是陶洙生前最后一项大的造假工程。现在，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北师大藏本”的基本情况。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北师大藏本”究竟是不是一部假古籍。

据署名“实达”的作者（按即曹立波）发表在《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二辑上的《北京师范大学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专家座谈会综述》一文，“北师大藏本”是张俊的博士生曹立波于2000年12月14日上午在北师大图书馆善本室“意外”发现的，书号是857.4/141-012。
2001年1月13日，这部“北师大藏本”又引起了著名“红学家”杜春耕的“重视”。随后，曹立波的短文《北师大有部带大量脂评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旧抄本》在网上和2001年2月6日的《人民政协报》上发表，该抄本“逐渐受到关注”。
2001年2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主办了“北京师范大学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专家座谈会”,启功、冯其庸、蔡义江、胡文彬等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意见。
冯其庸和刘世德等人认为这部抄本是一项“重要发现”，具有“重大价值”。蔡义江认为“绝对不是书商为了牟利而过录去卖的”，“整理过程可能是清代”，“字体的味道不可能是造假”。胡文彬“希望北师大图书馆尽快影印出版”，“尽快地让广大研究者看到本子，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
“北师大藏本”怎么不是造假呢？前文引周绍良的年谱作者李经国《周绍良先生红楼梦研究侧记》一文，就揭示了陶洙造假的动机：
【1953年9月，周汝昌先生的新作《红楼梦新证》在上海一个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反响很大，洛阳纸贵，抢购一空。陶洙看到《红楼梦新证》轰动一时，便想把他正在抄校的本子整理成一部新的最好的脂评《红楼梦》，并设想此本出版后，必然引起比周书还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