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郝清忙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民谣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明代洪武———永乐年间，亦即公元1370-1417年的47年内。从朱元璋到他的儿子燕王朱棣所统治的年代里，洪洞大槐树下发生了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很大影响的、惊天动地的事件，那就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人数最多、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移民运动。大槐树下的移民代代相传，移民后裔，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已遍及中国和东南亚等国了。

元末明初的移民，涉及到北京、南京、冀、鲁、豫、皖、秦、蜀、吉、辽、黔、滇等省市。洪洞大移民从元末至正年间开始，持续到永乐年间，经历了近5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时最久的移民行动。据史籍记载，明初大移民原因有二：之一是元末40年之久的雨灾、旱灾，造成了山东、河南等地人口大数量减少。公元1344年黄河决口，曹州、汴梁等地人口损失严重。当时的河南省仅存封邱、延津、偃师、登封几个县，沿黄河一线内外的苏北、皖北、山东、河北到处是荒凉、萧条、没有人烟。原因之二是元末明初战争连续不断，加上元朝当局的残酷镇压、杀戮，中原一带出现了许多无人区、无人村，甚至包括北京、陕西、江准一带。而这时的山西境内，政局安定，灾害少见，人口繁衍正常，总数达到四百多万。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后，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接受了当时郑州知府苏琦、户部郎中刘九臬、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建议，实施大规模移民，重点迁往冀、鲁、豫、皖和南京、北京等地。当时山西的移民出发地，就在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旁。明朝先后集体移民18次，移民人数100多万，迁往18个省市，500多个县市。在港、澳、台胞、海外华侨中，大槐树下的移民不乏其人。五百多年来，古槐树一直牵系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大槐树后裔的心。在今日河北省有的县内，六个村名叫上耕，当地民谚云：“六个上耕六个庄，都是来自古槐旁”。北京市郊有长子营、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这些村民的祖先是当年从山西长子县、赵城县、洪洞县、蒲州城迁来的。

《赞皇地名资料汇编》记载，自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到清初，由山西洪洞等地迁来赞皇的居民分散在18个乡，65个村庄，多在槐、济河两岸。河北民间家谱《张文襄公年谱》载：张之洞“先世山西洪洞人，明永乐二年始祖本徙三郭州，三传至端南皮东门内”。

今日寻根文化的扩张

在这根祖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强项产品就是洪洞县境内的寻根祭祖园。

它初建于1984年，原名“大槐树公园”。1998年更名“大槐树寻根祭祖园”。从1991年以来的先后14届“寻根祭祖节”，就是根祖文化的大展示、大宣扬。近几年来，到洪洞县寻根祭祖的人与日俱增。之中，河南、河北、山东、北京人最多。作为明代移民的后裔，来到“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时自然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感情波澜起伏、荡漾。人们在祭祖堂寻找自己的源头、姓氏、老家、故里……

“根”字影壁，已成为寻根祭祖园的品牌标志，根祖文化在这里得到释放、弘扬。“根”字庞大，意在添景，深寓思源的意韵。而“古槐逢春”牌楼的建设，又加深了这种厚重感。1991年，增建了“望亲亭”、“月季园”、“莲花池”、“假山”、石阶等游览设施。1998年，增建了“寻根祭祖堂”，祭祖堂前方有碑林。来自全国各地的万余大槐树后裔，捐赠纪念碑49块，涉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2001年4月，新建的万寿碑林景，碑廊长36米，高2.87米，共有碑刻110块。万寿碑林，刻有各种形体的寿字一万个，这是传播根祖文化的又一次大动作。与此同时，还修建了民俗展览馆、苏三卸枷处、槐根展示等多处景观。目前，新建的寻根祭祖园扩建工程已在实施中，这一项目，总投资8061万元，占地20公顷，建筑总面积达3.2万平方米。2005年将建成三大景区，即名胜古迹区、祭祖活动区、风景游览区

郝清忙

为什么六百年前要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组织这样一次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呢？这是有其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的。一是统治阶级贪官腐化和残酷掠夺。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地。大部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益藏”。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作佛事”。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入不敷出，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刮的花样无奇不有。弹劾奸邪的廉访司官员。

每年到各地巡视时，都要用巡司弓兵旗帜，金鼓相迎送，音节是两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强盗也是用巡尉司金鼓，音节是一声鼓一声锣，有人写诗嘲讽说：“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这一讽刺真可谓入木三分！

到了顺帝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王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不之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二是民族压迫与自然灾害。元代的阶级压迫有浓厚的民族压迫色彩。四等人制的实行，造成严重的民族隔阂。蒙古色目贵族，大量兼并三、四等人的土地，依附农民遭受严重的人身束缚，被掠或贩为奴隶的人数惊人。由于水利失修，致使自然灾害无法抗御。从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起，各地的旱涝、雹雪、虫蝗等灾，几乎连年不断。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波及腹里（辖山西、山东、河北）、河南江北行省的一次大面积蝗灾，“食禾稼草木俱尽，所至蔽日，碍人马不能行，填坑堑皆盈。饥民捕蝗以为食，或曝干而积之。又謦，则人相食”。这样大的蝗灾，统治者束手无策，只能听任百姓相食了。旱灾同样能使百姓陷入绝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金堤（今河南兰考东北）、白茅堤（山东曹县境）决口。如记载：“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并治郡邑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一次大雨就使黄河沿岸的近二十个县变成水乡泽国，弄得百姓辗转沟壑，流离四方。后遭旱灾瘟疫，人民死者过半。当年，河南发生旱灾，造**死过半的惨剧。每当**酷烈之际，往往又是天灾猖獗之时，元朝一百余年间，受灾总共达五百一十三次。其频度之高，实在惊人！中后期几乎无一年无灾，水、旱、蝗、疫等灾害纷至沓来，一次比一次严重，人相自啖，白骨积委，死者万数。据不完全统计，仅元朝末年的水旱灾，山东二十次、河南十八次、河北十六次、两淮地区十次。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禾不入地、人相食”。元末诗人乃贤在一首诗中说：

“河南年来数亢旱，赤地千里黄尘飞。

麦禾槁死粟不熟，长镵挂壁犁生衣。

黄堂太守足宴寝，鞭扑百姓穷膏脂。

聒天丝竹夜酣饮，阳阳不问民啼饥。

市中斗粟尝十千，饥人煮蕨供晨饮。

木皮剥尽草根死，妻子相对愁双眉。

鹄形累累口生焰，脔割饿莩无完肌。”

赤地千里，禾稼不收，官员沉湎酒色，不管百姓死活，百姓吃完草根树皮，只得去割死人肉充饥，这真是一幅血泪斑斑的的图画！

转年，又逢连绵淫雨，河淮间的豫西、鲁东地带平地水深两丈，几成泽国。因黄河决堤，溢入运河，影响漕运，冲坏山东盐场，而漕运和盐税是元统治者的命根子，元*政*府*便于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强征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十五万民夫及庐州（今合肥）等十八翼两万军队，在山东曹县修二百八十里新河道，使黄河勒回故道，合淮河入海。时紧工迫，官吏从中舞弊，克扣工食钱，因受重兵监督，常遭鞭打，河工不满和反抗情绪迅速滋长。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元朝廷为摆脱财政危机，发行“至正宝钞”，用它代替早已发行的“中统宝钞”和“至元宝钞”，这就是“变钞”，结果引起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更加痛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以下三点：

第一点：蒙古入主中原后，以掠夺人口为特色的奴隶主们渐渐变成了兼并土地的封建地主。他们兼并的工具，主要依靠马鞭和利剑。甚至，他们不用契约的形式，而是骑马一跑，圈进的土地就尽其有了。贵州伯颜得到的土地多达二百万亩。可是他比起皇后家族弘吉刺氏就大为逊色。弘吉刺氏有多少地谁也不知道，只知道北起河北省的长城脚下，南到福建省的武夷山南麓，逶迤数千里，比比皆是。在河南省，甚至黄河沿岸的大片滩涂地也尽为势家所占，致使黄河水流不畅时常泛滥。元朝的赋敛是苛酷的，但仍难以支应朝廷无度的挥霍。他们为弥补财政赤字，就以滥发纸钞对农民进行变相掠夺。纸钞的面值越发越大，而其实际价值越来越小。忽必烈称帝那年发行的纸钞，五十年后，千文只抵初时四十文，即物价上涨了二十五倍。元时高利贷很是活跃，有所谓“羊羔息”，年利息百分之百。依此计，若借贷白银一锭，十年后当归本息银一千零二十四锭。

元朝的百姓，就这样在官府、地主、高利贷者的重重盘剥下，痛苦地呻吟着。一遇荒年饥岁，则只有背井离乡，枯骨遗路，村舍为墟。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

哀哉流民！男子无褐衫，女子无完裙。

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得其根。

哀哉流民！昼夜绝烟火，夜宿依星辰。

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

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

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钱数文。”

这首歌谣的作者就是当时陕西行台中丞张养浩，诗的题目为《哀流民操》。元朝办理赈灾的长官竟然也发出如此哀叹，可见当时黎民百姓生活的悲惨了！

第二点：民族压迫，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是存在的，可是，像元朝民族压迫之残酷，却是少见的。蒙古君主为维持其统治，将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划分为四个等级，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人是第一等，最受优待；色目人是第二等，仅次于前者，也是统治者依靠的阶层（色目人指西域各部族、国家的人，名称繁多，姓氏复杂，有“各色各目”，故称之为“色目人”）；汉人与南人最受歧视，而以南人尤甚。汉人指原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包括汉人、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高丽人。南人则指原南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这四等人的界限是森严的。各重要的官职、军职，均由蒙古人充任，不足时则用色目人。汉人不得染指。（春秋时，郑灵公请大臣们吃甲鱼，故意不给子公吃，子公很生气，就伸指向盛甲鱼的鼎里蘸上点汤，尝尝滋味走了〈见于《左传》宣公四年〉。后世用“染指”比喻分取非分的利益。）法律规定，蒙古人可以打汉人，而汉人不得还手。汉人打死蒙古人，判处死刑，蒙古人打死汉人，只罚当兵去出征了事。蒙古统治者怕汉人、南人造反，各地都派驻了蒙古兵，一县之境，少则几千，多达二三万。这样，蒙古统治者仍不能安寝，又实行甲长制。据说，官府责令汉人、南人，十户为一甲，一甲养一蒙古兵。蒙古兵也就成了这十户人家的老爷。他们要吃香喝辣，还要童男侍候，少女陪枕，专横跋扈，无恶不作。百姓人人侧目，怨气冲天。蒙古人为防不测，就下令禁止百姓私藏兵器，将铁器都收了。可菜刀不能收，就规定几户只能合用一把。这样，蒙古人仍感不安，又曾在南方等地一度明令百姓，不准围猎，不准集会，不准集众说书唱戏，甚至夜间不准到街上行走，家家户户晚上不许点灯……。然而，防不胜防，百姓还是在忍无可忍的境况下起来造反了。从十四世纪流传下来这样一个民间传说，人们在蒙军监视下难以联络，就利用中秋节的时候，给各家各户分送去月饼。各户的月饼打开后，都发现有一纸条，上边有条命令：中秋之夜，尽杀鞑虏（对蒙古兵的贬称）。这故事叫“八月十五杀鞑子”。

第三点：这里还提到的一点，即在元朝时，无论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还是居于被统治地位的民族，其中都有一地位最为卑下，命运最为悲惨的阶级，叫做“驱口”。驱口，原是战俘，或被掠人口，有的被分给官府作坊当工奴，有的赐给将士作奴仆，形同牛马，位近奴隶。元法规定：私杀牛马一头，杖责一百；杀死一驱口，杖责一百七十。驱口不同于百姓，编入另籍，世代永为驱口。主人可以将驱口作为财物转让或买卖。大都城内与牛、马、羊市相并的就有人市，即买卖驱口的市场。元朝后期，蒙古人、色目人也都有因贫困被卖为驱口的，甚至被卖到海外去当奴隶。元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元朝*政*府*为赎回沦为驱口的蒙古族子女，特成立了个机构叫守仁卫，一次赎回的就有三千人。元朝末期，因饥饿与灾荒，阶级矛盾白热化了，然而却以民族斗争的形式爆发了。浙江温州、台州的起义农民树起了反元大旗，上面写着：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

一天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农民的义旗插遍了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声势最大的是红巾军。他们的北伐军，一度逼近元大都，皇帝与大臣都被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元朝的统治从根本上动摇了。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醉太平小令》，对元末形势作了生动的描写：“堂堂大元，奸臣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所谓“开河”，是指修治黄河，官吏们趁机捞钱。所谓“变钞”，是指滥发新钞，等于是变相掠夺。本来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忍无可忍，反元起义的烈火终于燃烧起来。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教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黄河工地埋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然后又四处宣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果然时隔不久，石人出土，民心骚动。韩山童、刘福通立刻聚众三千，杀牛宰马盟誓，祝告天地，宣布起义。由于起义队伍头裹红巾，手举红旗，所以又称红军、香军或红巾军。老百姓早就盼着这一天，于是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响应起义。当时，李二（芝麻李）、彭早住、赵均用占徐州；王权（布王三）占邓州、南阳；孟海马占襄阳；郭子兴、朱元璋占濠州；彭莹玉、邹普胜、徐寿辉占蕲州；方国珍、张士诚占江淮，全国起义的烈火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

总之，元朝官兵和起义军之间的生死较量，就在中原大地、江淮一带，特别是冀、豫、鲁、皖、苏、浙展开了。元朝的军队及地方武装对起义军的镇压是十分残酷的。元军与农民起义军之战中，全国竟有数百万人被杀。每当元军败之，元*政*府*还下令“拔其地，屠其城”，大杀起义民众。在徐州一战中，杀人如儿戏，“积尸盈路”，“二百里内无复孑遗”。而几十万人的商埠名城扬州，被杀得只剩下十八户人家。河南、山东、河北、江淮、陕西等地，元军杀沿途府州县男女数十万人，“尸塞河水，水为不流”。造成“户口凋残，十室九空”。经元末动乱，中原地区“无复人迹”。元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甚至抓壮丁当俘虏，杀百姓报战功。当然，满怀深仇大恨的起义军也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传说朱元璋的大将胡大海当初在河南讨饭，受过土豪地主的羞辱。朱元璋建都南京，大赏功臣，胡大海什么都不要，只要求到河南报仇。朱元璋怕他杀人太多，只许他在“一箭之地”，也就是几寸步内报仇。谁想反被胡大海钻了空子，他在河南射中一只大雁的后尾，大雁负痛，带箭乱飞。胡大海于是驱兵杀去，雁飞到哪里，他杀到哪里，见庄子就烧，见活人就杀，只杀得河南、山东血流成河，尸骨如山。这只不过是传说而已，不足为凭。

郝清忙

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是闻名全国的明代迁民遗址，有史料记载，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3年到明成祖朱棣永乐15年将近50年的时间里，共组织了18次大的官方移 民，因移民多在大槐树下汇集转迁，所以被称为大槐树移民，当时移民主要迁至河南、山东、安徽等18个省、500多个县市，移民遍布整个中原地区，所以时至 今日，大槐树成为了海内外数以亿计的大槐树后裔寻根祭祖的圣地，洪洞县成为了亿万大槐树后裔永远魂牵梦绕的老家。

洪洞大槐树下移民的故事，要从一首令所有炎黄子孙荡气回肠的歌谣谈起：“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是一段如泣如诉，传遍了大半个中国，凡有中华儿女的地方，都跳动着它那哀婉而又亲切的歌谣，它令诸多的黄河儿女梦牵魂绕。

大槐树旅游区位于山西省南部的洪洞县，是尧王建都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华天宝，历史久远，人文荟萃。洪洞，古称神圣之邦，西周时为杨侯国，是山西第一大县。演绎八卦太极图的伏羲，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的女娲，统领四方的黄帝，禅让天下的唐尧，体恤万民的虞舜，都曾在洪洞留下深深的印迹。可以说，华夏大半部 文明史在洪洞浓缩，在这里，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古老文明的液汁，难怪发生在洪洞这个神圣之邦的故事，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十四世纪中叶，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元朝统治者的野蛮征服和残暴统治极度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反抗四起，朱元璋为平定天下，连年征战，天灾**致使中原地区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据史书记载：豫鲁皖苏之民十亡八九，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兵燹灾荒，涂炭了生灵，吞噬了中原。

当一幕幕战争的悲剧在燕赵鲁豫轮番上演时，三晋大地却是另一番景象，远离战祸的山西风调雨顺，连年丰收，人丁兴旺，经济繁荣，山西人口稠密，首推晋南洪洞一带。

面对中原地区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累年岁租不入的局面，明初的当务之急便是恢复发展生产，明统治者把移民屯田的目光投向了人口最稠密的山西，空前绝后的大移民不可避免的在这里发生了。按文献通考记载：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传闻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 资，广济寺旁的大槐树下为移民聚合之地，于是，汾河岸畔那棵并不超群出众的汉槐，便以无与伦比的身姿，走进了历史的风雨，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移民，离开了故乡和亲人，却割舍不了浓浓的乡情。当年，许多苦难的移民含着热泪告别古槐，告别家乡，离开了丰沃厚重的黄天厚土，离开了富足安康的中原大地，再也看不到汾水岸畔的渡船，再也听不到萦绕槐园的鹳鸣，背井离乡的他们把对故乡的追忆，编织成一代代人期盼的梦，永远镌刻在古槐后裔深深的记忆中。

自移民的第一天起，移民后裔对故乡的思念就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故乡的一草一木，均深深镌刻进他们的心田。当他们恋恋依依、一步一回首，三步一徘徊，渐远乡井的时候，他们的泪眼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古槐，是那古槐枝丫间一簇簇令人惆怅的老鹳窝，于是，大槐树和老鹳窝便成了迁徙者们诀别故乡时最后的标志。当时的移民从大槐树动身时，不少人或者纷纷折槐枝带在身边，或者带一把槐树的种子。把对家乡的情感，对亲人的留恋，都倾注在这小小的槐枝槐种上。为了表示对故土的思念，他们到了新的居住地，安居之后，便把槐树栽植在新居的庭院里、大门口或大路的旁边，辛勤的浇灌，精心的培育。每当逢年过节，有的人还献上供品，烧香、叩拜，祈求先祖保佑全家平安。有的槐树干枯了，人们都不愿伐掉。现在，在我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河南、河北、山东等省的一些地方，都保留着这种传统习惯。鸟近黄昏皆绕树，人当岁暮定思乡。当第一代迁徙者归根无望之时，面对故乡明月，他们谱不出逐水曲，唱不出游牧歌，脱口而出的是这首“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数百年来，这首古朴的民谣，慰藉过多少古槐后裔的创伤，激动过多少古槐后裔的心房，唤起过多少古槐后裔的向往。

今天，在明代移民遗址上，一座规模宏大，建筑雄伟的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拔地而起，像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镶嵌在汾水岸畔，已经发展成为占地300余亩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成为海内外移民后裔寻根访祖的圣地。

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由移民文化区、祭祀区和游客体验区三部分组成。

古大槐树碑亭、茶室、牌坊是移民文化区修建最早的景点，建于民国3年，由洪洞人景大启、刘子林等人倡议修建，山东曹州、长山等地古槐后裔纷纷解囊，很快便捐足数百纹银，于是便有了供人凭吊的古大槐树碑亭一座，也有了供人品茗怀乡的茶室三盈，古槐后裔报本溯源之情，山川可鉴。

时光流转，岁月沧桑，当年移民们出发地点广济寺和大槐树，早已被汾水冲毁，幸而在大槐树的东侧同根滋生出第二代槐树，经过400多年的风雨，第二代古槐如今也已干枯了，但如同移民子孙生生不息、世代繁衍一样，在第二代古槐北侧又同根生长出第三代槐树，佳树延年，代代相传，枝繁叶茂，生机盎然，三代古槐作为移民历史的见证者，成为亿万古槐后裔识别家乡的标志，成为人们魂牵梦绕的根。

春去秋来，相思何时歇？多少年来，遍及全国根系祖槐的莘莘游子，情系槐乡，临风怀想者有之；迢迢而归，虔诚谒拜者有之；挥毫抒怀，缅怀先祖者有之；寻根问祖，认真续谱者有之；问君足趾，共道桑梓者有之；慷慨解囊，助建家乡者有之。诸多的平民百姓、文人墨客往来络绎不绝。近年来，旅居海外的游子，港、澳、台同胞，更是怀着对先祖的敬仰、对故土的眷恋，后裔们纷至沓来瞻仰古槐树的雄姿，寻访老鹳窝的踪迹。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将成为后裔们虔诚谒拜祖先的精神家园。三我并没有忘记二进临汾和洪洞的主要目的：摭拾老槐树下所发生的故事，解开那“是老鹳还是老鸹”的谜团。行前我查阅了《辞海》，关于鹳的条目是这样写的：鹳，鸟纲，鹳科各种类的通称。大型涉禽。形似鹤亦似鹭；嘴长而直。翼长大而尾圆短，飞翔轻快。常活动于水边，夜宿高树。主食鱼、虾蛙和甲壳类。羽毛灰色、白色或黑色。黑鹳体长约一米，白鹳较黑鹳为大。我国北方常见百鹳邀我来的友人年过半百，是药品管理界的全国劳模。谈及药事，他如数家珍。我问临汾、洪洞一带是否曾有鹳鸟，他诧为异事，摇头说没有，并一再安排我参观名胜古迹，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迎合所谓文化人的雅趣。每到一地，陪同我的大都是三十上下的青年人，问及鹳事，他们纳罕惊怪，对我这京都来客，以《辞海》中定义按图索“鹳”，大惑不解。仿佛那白色的大鸟，与他们历来无缘。数日访寻，难觅鹳踪，我不禁怅怅悻悻，忧忧悒悒，煎煎急急。友人终于窥晓我的心思，速为我搬来两位“文化书记”。一是年过古稀的王德贵，二为岁过花甲的刘郁瑞80年代初，王、刘分任洪洞县委正、副书记。“大槐树公园”就是靠他俩运筹兴建的。王、刘曾在临汾多地为官，所到之处，**小廉，不饮盗泉，且忙里偷闲，不废咏吟，忧世感时，偶得清词丽句。赋闲后，两人皆情系大槐树，醉心尧文化。堪可一提的是，刘郁瑞是纪实文学天网的主人公。《天网》搬上影屏后，主人公仍是真名真姓，国人曾争相一睹，刘氏遂作为清官形象兀立民间。临汾、洪洞的古迹名胜大都备有宣传册页，一经文字蒸馏，挥发了岁月蕴含的原汁，消褪了历史的底色，读来乏味。王、刘都是啜饮汾河水长大的，讲起洪洞旧事情夺神飞，勾沉稽往，尘影梦痕历历如绘……

先民辄是逐水草而居，文明常常与大河联姻。三晋文明来自汾河。纵贯三晋长达七百余公里的汾河，无疑是山西的命脉和象征。汾水从宁武县管涔山雷鸣寺流出，披珠戴玉，逶迤而下经古交山峡，出兰村峡口，斜贯太原盆地，再穿灵霍山峡，且歌且舞，直奔临汾……汾河两岸名泉层见迭出，既像一枚枚偌大的玉？装饰着汾水，也以汩汩不息的洁流为汾河增添着豪迈。　　洪洞县最北端有个村子名叫石止，意为汾水湍行到此已步入没有坡度的平川，水中再没有石子滚动。汾河在洪洞顿显其壮阔汗漫，它像一匹铺地蓝缎，温柔多情。山有水而媚，土得水而沃汾河使洪洞民阜财丰。明《洪洞县志》称：“洪洞背霍山面涧水，箕山东峙，汾水西绕，山川形胜，草木夭乔，甲诸三晋，固一方之雄也。”《平阳府志》艺文卷中，载有元人郭嗣兴的一首五言百韵诗，把时处元朝的晋南描绘为安常处顺的乐境：“……形胜开千载，舆图壮一方。城池殊屏蔽，廨宇式轩昂。制锦掀高榭，鸣琴敞后堂……贩蔬盈市井，樗槐荫路旁……苜蓿青供茹，葡萄紫厌浆。鼠肥偏喜食，鱼美鲜求尝。罗雁来秋渚，呼鹩向晓冈……”元朝上演过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而郭氏笔下的晋南竟连肥鼠都挑拣食物吃。但通观全诗，郭氏意在状摹故土风情，未见一句向蒙元统治者谄媚之词。倘若说斗方名士郭氏在咏吟故土时难免有夸耀成分，且元朝距我们毕竟悠远，今人很难走进郭氏用音韵营造的风俗画中。而王、刘两位“文化书记”，则用他们的亲览亲睇、亲聆亲闻、亲历亲察，为我们写真出一幅50年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图。

洪洞，人称“水包座子莲花城”。汾河两岸，曾是花的原野。当剪剪春风吹皱了汾水，沥沥春雨洗涤了冬的岑寂，柳枝儿便谢黄抽绿。蒲公英、车前子、苜蓿、牵牛次第绽蕾，杏、桃梨、榴树、海棠、秋菊应时开放，从桃花红到芦花白，从孟春到暮秋，五彩纷呈，花事不败。洪洞人尤爱荷。洪洞大地上的塘堰水湾、沟洫毛渠里，遍植莲花。最能迷乱人们双瞳的要数洪洞护城河中的芙蕖了。宽漫的护城河曾绕古城一周，“水包城座”组成了莲花的长廊。盛夏时节，芙蓉出水，肥叶硕花，攒攒挤挤，比肩争头。白荷如雪如玉，纤尘不染，红莲似火似焰，舞姿蹁跹，鸭戏清波，鹅鸣花丛，人至河畔，衣薄风香，新凉涤暑……

在洪洞，汤汤汾河及由其派生出的溪湾沟汊，曾是鱼虾贝藻自在蕃孳的领水属地。昔日汾河中的鱼虾密度之大，会令当今端坐鱼塘的钓者舌挢不下。由于鱼多虾丰，长于洪洞，齿为铲形的“丁村人”的后裔们，在食鱼方面显得特别挑剔。汾河曾盛产鲶鱼，大者十余斤，小者三五两。当今鲶鱼烩豆腐已成为星级宾馆的一道腾贵佳肴，但昔日洪洞人不管鲶鱼大小，都不屑一食。原因是鲶鱼喜啖腐烂之物，洪洞人嫌其不洁。汾水多甲鱼，夏日里小伙们嬉水河中，只要用脚踩踩，即可从泥沙里抠出几只老鳖来。当今甲鱼已成为养生者的大补上品，而昔年的洪洞人竟拒不铺啜。理由是甲鱼长于紫泥而不净，且眼小如秤星，五官局促，其丑陋之状令洪洞人厌恶。直到80年代初，肥肥的甲鱼五角钱一斤也无人问津。《天网》的主人公刘郁瑞，50年代中期曾执教于汾河岸边一中学。这天是星期日，他因备课未归家，时及中午，正愁无菜佐饭，有学生自告奋勇去汾河捉鱼，说罢拎起抄网撒腿河边，半小时许，便携六尾金鲤而归。又半小时，半锅红烧鲤鱼端上书桌，师生两人遂尽兴饕餮。从刘郁瑞温馨而甜蜜的回忆中，我似乎悟到一种传递信号：昔年人们去汾河捉鱼，如同农人至菜畦割韭，村妇到瓜棚摘豆，可俯拾仰取，任割任摘。　　年近七旬的“文化书记”王德贵，孩提时曾是捕鱼捞虾高手，其子亦不乏猎鱼基因。1970年盛夏，一场豪雨过后，汾河陡涨，水中氧稀，金鲤、白鲢、青鱼，纷纷探出水面，密密匝匝，脊脊济济。德贵之子，荡一小舟，轻驶河汊，手举10万年前“丁村人”就会使用的木棒，照鱼群劈头盖脸击去，仅一小时，便猎鱼百余斤……看来，元人郭氏“鱼美鲜求尝”句绝非夸大其词。远在秦汉隋唐，晋南就是皇家的布帛库米粮仓。建国后，晋南一带种起水稻，水如碧罗带，稻若绿绒毯，使晋南一度成为真正的北国江南。我问及解放前此地农家的生活境况，曾主编过《临汾农村合作化史》的王德贵告知我，解放前晋南一带农民若不遇上灾荒战乱，从不吃粗粮。王德贵系一介寒子，1946年他读高小时，按校方规定，月供白面45斤，豆油1斤半，菜金2.5元，他的下中农成分的家庭竟能应付裕如。斯时农家学子的生活标准，即使在当今的希望小学里，也显得有些奢侈。王德贵最依恋合作化初期，那时节，晋南百姓穰穰满家，笑鼓柴扉。王德贵最难忘1956，那年大有，年谷顺成。夏麦登场，千村百屯麦垛连云，农家囤溢缸满，金黄色的尤物堆积场边，竟分不下去；秋棉绽桃，金铃吊挂，白絮如雪，收购站里，棉满为患。有个叫甘亭的高级社，动用三台拖拉机往收购站运棉，车轮飞转不舍昼夜，运了整整一个冬天……

“汾河流水哗啦啦，阳春三月开杏花，待到五月杏儿熟，大麦小麦又扬花……”50 年代生于汾河岸边的郭兰英，曾以一曲《汾水长流》，唱沸了神州。此刻，我才真正体味到歌唱家那黄莺出谷、声动梁尘的神韵。大河与沃野是一对情深意笃的情侣，花香鸟语是水土交媾的结晶。没有花香的土地是无望的土地，没有鸟鸣的世界是死寂的世界。汾河两岸也曾是百鸟来仪的乐园。柳枝上曾有黄鹂啼啭，莲池里曾有鸳鸯交颈，新梁上曾有春燕垒窝，树桠上曾有喜鹊筑巢，稼穑里曾有群鸟呷呷，屋脊上曾有信鸽勾勾，苇丛里曾有翠鸟翻飞，长空中曾有苍鹰行进，秋渚上曾见群雁栖息，冬堤上也曾留雪泥鸿爪……吉鸟亲吻过汾河两岸花的芳唇，良禽拥抱过洪洞的青枝绿叶，使得曩时洪洞的山水草木，分外清润迷人。

我终于从王、刘那醉人的回忆里，觅到了鹳的踪迹。两位“文化书记”都是鹳的目击者。50年代初，洪洞县境内的汾河滩头，水草丛中，举目可见成群的白鹳。至60年代末，还偶有三三两两的鹳鸟沿河鼓翼而飞……现为山西省作协会员的刘郁瑞，儿时为写一篇“观鹳”的作文，在盛夏曾数度匿身芦苇荡中，细观过鹳的形貌举止。鹳是百鸟中的荦荦大者，更是娇娇美者。鹳颈纤而修，身高而挺，足癯而节高，那洁白的翎毛，素之一丝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那流线型的身体结构，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厘则嫌短；鹳擎头举喙漫步浅滩时，更显风姿绰约，仙韵飘逸。郁瑞观鹳如瞧美姝丽媛，那白色的精灵美得令人心颤。一次，郁瑞见一老鹳携两只幼鹳在浅滩戏耍，老鹳一改平时那高亢悠长的鸣叫，喁喁同幼鹳低语。幼鹳振翮扑水，老鹳用喙尖为幼鹳轻轻梳理羽毛。时见老鹳的长喙在水中捣动，不时有青蛙、小鱼跃出水草，老鹳迅捷用喙接住后，再送进幼鹳口中。鹳鸟这般母子之爱，宛如人间舐犊之情……黑老鸹以啄谷吞虫维系生存，这与端庄高雅的鹳的生活习性大相径庭。我蓦地想起唐人王之涣那二十字的千古绝唱――《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鹳雀楼”就在运城的汾河旁，那里是汾河汇入黄河的交界处。运城曾为临汾所辖。倘若无鹳可观，那就大大有悖于古人建楼的初衷。假若是座“老鸹楼”，“乌鸦楼”，王之涣定会兴味索然，失却了吟咏的雅兴。谜团终于解开，祖槐上的鸟巢，定是鹳窝无疑。四　　我又来到位于洪洞县城北端的大槐树公园。这里距汾河仅百米之遥，汾河大堤就在眼前。据文献记载，明代这里有座广济寺，系唐贞观二年所建；寺旁有株汉朝古槐，“树身数围，荫蔽数亩”。汉槐唐寺，于明初农民大迁徙后，皆毁于汾河大水.从完好仅存的霞石砌筑的经塔上，人们不难想象出昔年广济寺的形貌：院落轩敞宽展，殿宇魁岸崔嵬，亭阁纷华丽靡，寺内僧众举袂成幕，香客摩肩川流不息。唐宋时，汉槐旁就建有驿站，我也不难猜度当时的那种炽盛和喧阗：古槐下的阳关驿道上，必是官差心急，马蹄声碎；汾水的河槽里，定是舟楫穿梭，桨声乃乃。

走进十几年前建成的大槐树公园，我直奔古槐遗址，呈示在我眼前的是一座清末民初建立的碑亭，碑亭飞檐斗拱。碑上镌有的“古大槐树处”五个大字，将多少代人的辛酸、委屈、悱恻、凄切与思念都凝固在这里。距古槐遗址几米远的石砌的高崖上，是汉槐之根蘖生的“二代古槐”，她于1974年被飓风击倒，人们将她扶直后，那钢铁一样的躯体仍挺立着不朽的灵魂。这失去母体的生命，早已执著地将基因传递给“三代槐树”，复苏着她逝去的绿色。傍母而立，“三代槐树”已粗壮过围，蓊蓊郁郁。她继续弹拨着生命的琴弦，又根生出一片大大小小的新槐，老槐新槐在大槐树公园里，同吟着一曲倔强的生命进行曲。跨越时间的长河与空间大海，我心中的那点灵犀早已与祖槐相通。承蒙历史之神的诏谕，驱将我探求寻觅先祖们大迁徙的确证，爬罗剔抉先祖们求生存的真实。

关于明初洪洞大移民的原由，在豫鲁民间，传播面最广的是胡大海的复仇。元末，河南一带流浪着一个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丑陋，带片披襟，蓬头垢面，体壮如牛却游手好闲，为乡亲们所不齿，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即使有残羹剩饭也不施舍。他一出现，家家便关门闭户。一日，他猝然闯而进一土财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讨要，老妪为羞辱他，将一张大油饼为孙儿揩腚后，扔狗吞食，并喝狗将其咬出门外。这乞丐就是胡大海。胡深感中原人心太坏，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发迹后，定来此雪恨复仇。后来，胡大海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胡膂力过人，嗜杀成性。疆场上，呵佛骂祖，虎口拔牙，因战功卓著，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开国元勋。朱洪武于南京君临天下，大赏功臣。胡大海拒金银财宝田宅奴仆而不受，当朝奏明复仇事。朱洪武知胡乃杀人魔王，踌躇再三，只恩准胡“杀一箭之地”。胡率兵至河南境内，恰有一雁当空飞来，胡心中暗喜，弯弓发箭，箭着雁尾，雁带箭南飞，飞过河南，又掉头飞向山东，胡统兵随雁杀去，直杀得豫鲁两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关于胡大海的传说，版本多种。“雁带箭而飞”，一听便知是天方夜谭。胡大海确有其人。《明史•胡大海传》中载，胡勇武过人，是一耿介仁德之士。其虽为赳赳武夫，却以“不乱杀人，不抢掠妇女，不烧房屋”当作框范行为的准则。在旧中国，每当巨祸大难普降善良的茅屋无辜的村落时，听天由命囿于一隅的平民，不晓事物的来因去迹，处于一种脆弱的文化心理，便你加一枝我添一叶地演绎出一些传说，来慰藉呻吟的灵魂。这些民间传说，虽诡谲乖张，却往往蕴含着历史本质的真实。战乱频仍，水旱蝗疫是明初大移民的真正原因.元朝末年，黄河两岸流传着一首歌谣：“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历史告诉我们，类似这种带有策反性的民谣往往出现在改朝换代的前夜，它既凝聚着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切齿仇恨，又往往是农民起义军揭竿前预谋并借重的谶语。元统治者统一中国后，对汉人进行野蛮的征服，凶残的践踏，加上黄河淮河多次决口泛滥，中原大地的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至正十一年(1351年)，黄河溃堤冲垮了山东的盐场，使国库收入锐减，对黄泛从不过问的元统治者，不得不强令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疏浚黄河。四月的一天，民夫们在兰考县的河道里，挖出一个独眼石人，石人背后刻字两行：“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当石刻的谶语与民谣相吻合之时，正是农民起义军兴兵之日。在这之前,方国珍在浙江台州首义，篝火狐鸣；石人挖出后，红巾包头的白莲教传人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举事，鼓角连营；徐寿辉在蕲州揭竿，济河焚舟；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举义，矢石如雨；接着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造反，攻城掠地……元*政*府*调其精锐官军与各路义军在中原大地展开了殊死相搏。元军凶横酷虐，杀人如麻。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部死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

当时，一些地主武装为维护本阶级利益，也同元军沆瀣一气，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 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元军及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的百姓十亡七八。《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名城扬州被元军攻克后，杀得仅存十八户，《开州志》中记录元军席卷濮阳县后，“居民仅存七姓，丁不满千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中也载，元军“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在冷兵器时代，战乱往往像一个偌大的绞肉机，它将千百万黎庶和士兵的躯体绞成齑粉，榨出的成百吨的浆血，才能染红一个新王朝的皇冠。刘福通的红巾军被元统治者镇压后，朱元璋出兵江淮，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追逼元帝出亡漠北，长达十六年的战乱方才告终。

战乱与灾荒，往往是历史之树上同时并生的两只恶瘤。元末战乱时，水旱蝗疫也顷时而注从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黄、淮河频频溃堤，几乎岁岁都有洪水泛滥，中原大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为荒墟”，“禾不入土，人相食”……朱洪武于石头城易地更天，饱经兵燹、灾荒巨创的百姓喘息甫定，又发生了令读史人心折骨惊的“靖难之役”。朱洪武宾天后，其孙朱允？继位。这建文帝生性软弱，致使王室蠢蠢，天下汹汹。朱允？为巩固权力，采取“削藩”措施，一下惹恼了他的叔父燕王朱棣。朱棣以入京诛奸为由，从北京直逼南京，在冀鲁豫皖同*政*府*军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拉锯战。朱棣后来虽是位有为之君，但在与侄儿争夺九五之尊的皇位时，却凶狠残暴。《明史•成祖本纪》载：“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役，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企盼安居乐业的中原百姓，愚忠思想根深蒂固，自发帮助*政*府*军抵御燕军。朱棣气急败坏，对*政*府*军和百姓一例诛戮。燕军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拼死抵抗。燕王无奈转路攻取南京后，立即派兵把这一带百姓杀得仅存两户。山东临清县肖寒村《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或杀、或剐、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当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在燕赵鲁豫轮番上演时，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的三晋大地，却是另番景象。这里日升月恒，风调雨顺，稼穑葳蕤，万姓胪欢。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写道：“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指吃东西的生灵荡然无存)，而河东(晋南)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口数量，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河北人口为189.3万，而山西却达403.4万人，比冀豫两省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继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晋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了。于是，这广济寺旁、汾河岸畔的那棵并不超群出众的汉槐，便以无与伦比的身姿，走进了历史的风雨，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五　　我们这个民族前行的路，总是泥泞而沉重，每行进一步，总要伴随着苦涩的泪、惨重的血。洪武元年，朱元璋面对破碎的山河，发出这样的感慨：“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大臣们也纷纷上疏，奏说迁民事。督府左断事高巍奏称：“臣观河南、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上，自兵燹以来，尽化为蓁莽之墟，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十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 实际上，励精图治的朱元璋此时心中很明白，就连他的故里安徽凤阳，虽已置县，但却是“地瘠民稀，萧萧数楹，仅同村落”。置县不过是大臣们为阿附他而已。户部郎中刘九皋献策：“……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从放牛娃、贫僧到南面百城称孤道寡的朱元璋，雄心随岁月而膨胀，抱负伴龙墩而扩张，为圆龙腾云涌万世一系的美梦，也必然会做出顺乎历史潮流的抉择。在移民的举措中，除遣返、军屯、商屯之外，最难实施最牵动人心的则是平民百姓的大迁徙.

《明实录》记载，明初山西辖五府、三直隶州、十六散州，共七十九县。移民主要来自辽州、沁州、泽州、潞安州、汾州府和平阳府，这些地区共有五十一县，而平阳府就辖二十八县可见迁民最多的是当今临汾，而洪洞当时人口最稠，作为一个县份来说，移民最多自在情理之中。但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晋民后代修葺的谱牒里，几乎都记载先祖来自洪洞，这颇令人费解。但稍一留意有关史乘方志，便疑团顿释。因当时之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加之广济寺院落宽展，易于*政*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于是，汉槐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长期浸泡于农业文明中的“丁村人”的后裔，虽有劳作之苦，但不乏桑麻之乐。此时的流动与迁移，早就不是逐水曲，狩猎歌歌，游牧吟，而成了农民悲剧的代名词。鸟恋旧林，鱼思故渊，狗记八百里，猫认三千途，老马识归道，狐死必首丘……中国古老文化以动物习性创造的这些依恋故园的词汇，实际上是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心理的折光。

围绕这次迁徙，迁徙者及其后人编纂出了种种听来令人百脉沸涌，低徊唏嘘的故事。最为普遍的传说是，大迁徙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了朱明统治者设下的一个弥天骗局。迁徙伊始，明*政*府*颁告示于三晋：“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将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老槐树下呼啦啦集结了十万之众。这时，大队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裹了个严严实实，一官员高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带铐上枷，遂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根绳相拴，如串蚂蚱，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 　　围绕这次大迁徙，关于解手一词的来历及“小脚趾复形”的原因，也曾在冀鲁豫一带门道户说，妇孺皆知。大迁徙中，移民双手被绑，在官兵的押送下上路，凡大小便，均要向解差报告：“老爷，请解开手，我要小便。”长途跋涉，大、小便次数多了，口干舌燥的移民，便将这种口头请求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解手”，彼此便心照不宣。于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同义语。山东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我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看到两副楹联，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楹联与民谣，一雅一俗，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识记。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关于大移民中明王朝设圈套诱骗百姓的传说，有一定的史实依据，蒙骗群众向为封建统治者的惯用伎俩。“解手”一词的来历，听来也能自圆其说。至于“脚小趾甲复形”一说，则于情于理于科学都解释不通。明王朝移民旨在扩大农耕，移民长途跋涉全靠双脚，为防逃跑可在人体其他的部位黥记，大可不必在脚上动刀。国内我天南海北的朋友，凡问及者，脚小趾甲都是复形，而友人们的先祖不可能全部出自三晋。后天绝不可能改变遗传。……

历史的经经纬纬里，通常交织着神秘的丝线。然而，拂去这些民间传说扑朔迷离的浓雾，我们还是能筛簸出明初农民大迁徙那惨烈的真实。有人从《明史》、《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等典籍中，从散乱的明代档案里，索章摘句，缀辑编录，笺注出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洪洞大槐树下共移民18次（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移民分别迁至京、冀、鲁、豫、皖、苏、鄂、陕、甘、宁等地。大迁徙触动了三晋百姓最敏感的神经，明统治者只得定出移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这样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这说明，当时的移民，完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大迁徙无疑是朱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得意之作，但对一家一户却是莫大的悲哀，大迁徙无情摧残着放逐者的心灵，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甚至几代人都难以平复。我们不难想象晋南迁徙者背井离乡时的情景。就要告别“尧天舜日”时即耕耘过的丰腴土地了，就要告别先人们“接姑姑迎娘娘”时即敲打过的那令人心醉的威风锣鼓了，就要告别那碧波盈盈灿若锦缎般的汾水了，就要告别唐代诗翁王之涣即观赏过的令人神迷的鹳鸟了，大批扶老携幼的迁徙者怎能不五内俱焚、寸心如割！乡土的一涧一溪，一寺一庙，一坟一松，一谷一黍，一房一槐，一莲一蓬，一鲫一鲤，一草一卉，一鸟一虫，早已化为迁徙者生命的血肉，像文身的花纹附着在躯体之上。迁徙者们怎能不恋恋依依，声泪俱下！当他们一步一回首，三步一徘徊，一寸寸、一尺尺、一丈丈，挪挪蹭蹭，渐远乡井的时候，他们泪眼中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老槐树，是那老槐枝桠间的一簇簇鹳窝……于是，老槐树和鹳窝便成了迁徙者们诀离故土时的最后的标识……迁徙者们的新辟之地，抑或难觅鹳鸟，抑或乌鸦常见，抑或“鹳”、“鸹”两字声母相同，韵母也相近，经几代人的舌传口播，老鹳窝便成了老鸹窝了。风尘逆旅，给迁徙者心中留下许多刀刻般的伤痕.

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明移民条律中还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这明律就迫使一些同宗兄弟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更姓易名。如河南黄县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都是异姓同宗。类似这种情况，在河北、山东也不胜枚举。在豫东和鲁北，关于“打锅牛”的传说，也广为流散。相传，洪洞县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结于大槐树下后，方知同姓不能同迁一地。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便匆忙将一口大锅砸成五瓣，各执一片，以备将来做为续祖寻亲的标记。时间是弥合心灵创伤的最好药剂。但在历经六百年风雨后的当今，豫鲁某些农村牛姓素不相识的长者们，见面后还要问“打锅不打锅？”如双方都说“打锅”，便认做同宗一家…… 　　如无根的浮萍，像风吹四散的蒲公英，迁徙者一下被抛进大劫后的荒凉。然而为了生存，他们没有资格在噩梦里彷徨，他们很快摈弃了人类常有的空虚和绝望，在迁徙炼狱中煎熬过的人，更能踏平生活道路上的坎坷。移民以老槐腾游时空的气魄和根植泥土的不屈韧性，在他乡异地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不辞劳瘁的耕耘。明*政*府*采用“计民授田”的方法，给移民人均荒田17亩，免租三年，并诏令山东、北平等地的布政使司：“民间田地，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迁移者们将凝重的汗珠，结实地撒落在陌生的原野，以强韧的筋骨撑起了另一方蓝天，很快便拓展出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生命空间。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总数由洪武十四年的366万顷骤增至850万顷，全国岁入税粮也比元代增加了两倍。《明史》曾这样描绘过大移民后的生产发展的状况：“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府仓库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户部尚书郁新奏称：“山东济南府广储、广斗二仓粮七十五万七千石有奇……二仓积蓄既多，岁岁红腐……其今年秋宜折棉布，以备给赐。”……

大迁徙给明初社会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比这一时的经济繁荣更为珍贵的是，它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的空间，移民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掺和、交糅、渗透，地域文明必然会相互关照，培育着新的文明的种子。统治者为国家大局而实施的强权措施，往往能推动历史大步前进。文明要付出代价，文明有时会来自野蛮。文明的分娩，常常要挣脱粗暴的捆绑，残忍的枷锁，要洒很多很多的泪，流很多很多的血……摘自1999年收获作者：李存葆 洪洞移民是怎样迁居南阳的清明节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节日。清明扫墓追念祖先悼念亡灵，已沿袭成俗。每年的清明节，山西省洪洞县都要举行大槐树寻根祭祖活动，瞻仰古槐碑亭和那里的大槐树。其中也有不少南阳人。

南阳人为何要到洪洞祭祖？为何会把大槐树和老鸹窝当成“根”和“家”？这里面有一段辛酸的历史。■明朝的洪洞移民众所周知，南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曾一度百业兴旺，人口众多。然而到了元朝末年，因历年战争和自然灾害，南阳居民死亡惨重，大批难民南逃。其时辖5州13县的南阳府只有692户4293口人，不及现在的一个大村庄，人口濒于灭绝的边缘。朱元璋当上皇帝后，针对“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的状况，决定从山西等地移民。大规模的移民最早开始于明洪武二年，直至明永乐十五年，历时近50年时间。迁民主要来自山西。洪洞县当时时山西一个人口稠密之县，因此被列为迁民的重点区域之一。

洪洞县境内有个广济寺，寺内有株“树身数围，荫蔽数亩”的汉槐，就是亿万移民后裔时常念叨的那棵大槐树。当年，汾河滩上的老鸹，在古槐的树杈间构筑窝巢，密密匝匝，叫声连天，成为当地一大奇观。树下设有移民局，明王朝派官员在此集中给外迁人员发放凭照川资，办理有关手续。被迁民众在出发迁，汇集于这棵大槐树周围，倾诉离情，祭奠故土，他们将大槐树及树上的老鸹窝入于眼而印于脑，当做告别家乡的纪念。因此，洪洞县是“家”，大槐树是“根”，在中原等地广为流传，数百年来，成了一个民族的记忆。据《明实录》等史书记载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大规模移民，明朝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移民姓氏共554个，分布18省（市），498县（市），其中南阳各市县区均有洪洞移民。当年，成千上万的移民来到南阳后，官府规定的是每人给15亩地、2亩菜园。但实际情况是，当时南阳肥田沃野，一片连着一片，谁有本事把地开垦出来就算谁的。这一下子移民们可就慌了手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有土地就意味着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于是盆地兴起了占地热潮。有的人家，牵牛犁沟占地，围着大块地犁上一圈，这块地就算他家的了；有的人家在地里载上木桩，写上姓名，就算他名下的土地了；还有人家县在一块地周边种，里边的土地待以后再去开垦。　　洪洞移民迁入南阳，使各州县的人口得以增长，明洪武二十四年，全境人口增至1.48万户9.12万余人到明朝中期，南阳的官民田地已达18.69万顷，夏税4.3万斗。同时，移民们还开发了铜矿、硫铁矿、铅银矿、煤矿等。随着迁民的移入，南阳又渐趋繁华。明洪武三年（1370年），南阳卫指挥使郭云，在元朝土城旧址基上，将南阳府城改建为砖石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太祖朱元璋分封其第二十三子唐王于南阳。是年，在城内通淯街修建唐王府，建宫室殿堂800余间，府后有石山，俗称王府山。

■清朝的山西移民明朝末年，封建统治阶级无休止地对人民横征暴敛，终于造成了明末李自成起义，南阳盆地再次受到战乱之苦，南阳人口再度锐减。《南召县志》记载：明末，李自成农民义军转战县境，南召人周家礼起兵响应，在与官军长期混战中，人口伤亡不可计数，全县人口仅剩8782人。

上述情况表明，到了明末清初，南阳境内又变得地广人稀了。为解决田园荒芜、劳力匮乏这一现状，清*政*府*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大批人口由山西、陕西、山东等地迁入境内。■移民的传说　　种槐树的习俗走遍南阳的村村寨寨，不论是山区或是平原，人们会发现，房前屋后，村头地边，都种植有槐树。据传说，这是山西移民带来的习俗。在南阳，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房前种上大槐树，不忘洪洞众先祖。村村槐树连成片，证明同根又同源。春天里来吃槐花，味道鲜美人人夸。山西习俗带南阳，不忘洪洞是老家。卧龙区蒲山镇的槐树湾街，也称古槐镇。据说，明初的洪洞移民来到此处后，种下一棵槐树。到清初时，此槐已长得十分高大壮实。因槐树主干弯曲，人称槐树弯。后来“弯”讹写为“湾”。清乾隆时兴起逢双日集市，又名槐树湾街亦称古槐镇。小脚指甲复形的来历南阳有句民谣云：“谁的小脚指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洪洞县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有两幅楹联，一为“举目鸹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识记。后来，移民的后代小脚趾甲便成了复形。“打锅牛”的传说牛氏一门在离开洪洞县时，五兄弟聚集一起商议，分手之后，再见面的机会要少得多的。怎么使后人相聚知道是同宗之人呢？老大把铁锅砸烂，五兄弟各分几块，以后拿此相认，“打锅牛”的传说从此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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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楼主分享。

春风

感谢楼主分享。

郝圣先

难得的资料，用心看完！

郝清忙

郝姓是中国当今人口排行第七十一位的大姓，拥有人口四百一十多万，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三。
   
　　郝姓出自子姓，始祖为帝乙。帝喾之子契为商的始祖，契曾助禹治水有功，被舜任为司徒，掌管教化。商族后不断壮大，最终在契的十四孙汤的领导下推翻夏桀的统治，建立商朝。殷商在第二十七位天子帝乙即位时，将他的儿子子期封于太原郝乡（今山西太原市），其后子孙便以地为姓，称为郝氏。另外，历史上还有郝姓出自复姓和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姓氏等之说。
　　郝姓的历史名人汉代有郝子廉，太原人；三国时魏有郝昭；晋代有郝隆；唐代有大将郝廷王，为安边郡王；宋有名医郝允，画家郝惠；元有道家郝大通。

　　郝氏迁民始祖当时为平阳、太原二地，洪洞、赵城二县等籍人氏，明初奉旨集于广济寺大槐树附近，分迁异地，分布于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陕西、甘肃、宁夏、安徽、江苏、湖北、湖南、山西等。
   
　　郝姓迁民始祖牌位供奉于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祭祖堂八号供橱，可供郝姓迁民后裔祭拜。

郝清忙

洪武朝的移民垦荒使农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靖难之役战乱四年，又一次造成河北、山东等地的荒凉局面，破坏了洪武迁民刚刚恢复的社会经济。正如河北、山东等地大量的家谱，碑文以及众多的来信所说，燕王扫碑是造成永乐时迁民高潮的又一直接原因。
    洪武三年朱元璋分封诸王子到各大重要城镇。免有留京夺嫡的祸害。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分封北京是为燕王。诸王中大多只是少数护卫兵力，而燕王多次受命巡边，英勇善战为此握有重兵。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朱标病死，九月立太子嫡子朱允败为皇太孙。三十一年五月朱元章病死，传位于16岁的允煅为帝，次年改为建文元年。朱允败即位后以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为宠臣主持国事。当朝第一件大事就是对长他一辈的诸王势力极不放心，首先不准诸王参与朱元璋葬礼。这已引起诸王的耽心和不快。随后齐黄密商“削藩之策”，朱元璋死才一个月，先逮扑周王棉废为庶人，建文元年四月又以伪造钞币和擅自杀人的罪名欲逮扑湘王柏，湘王自焚而死。接着把齐王也废为庶人，软禁于京师，最后把代王废为庶人软禁于大同，齐黄经过一番策划准备削夺握有重兵的朱棣，并派张呙和谢贵等官驻北平洞察燕王。然而朱棣早有准备，一场皇家叔侄之间的内战就开始了。

    朱棣在北京看到这种形势，伪装重病，装疯弄傻，暗中却加紧练兵，建文元年六月下诏书严斥燕王造反。七月朱棣杀了北平左布政使张呙邾都指挥使谢贵等人，以“清君侧”的名义随即发兵率军南下，号称靖难之师，朱棣集山西、河北、山东30万兵力沿至南京一线展开激烈的战斗。燕王率兵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山东、河南、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自沟河一仗，燕王“乘风纵火，斩首数万，死者十余万人”。中原地区的一些老百姓由于正统的观念认为燕王是谋反，为此便帮助*政*府*军自动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百姓杀无遗类，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庄会”的抵抗，燕王无奈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这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肖寨村光绪二十年定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请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建文四年六月燕军人南京，朱允般自焚也有说外逃。第二年1403年朱棣即皇帝位，改元永乐，永乐十九年又迁都北京。

    因此，“靖难之役”再次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永乐时迁民有下列7条：

    (1)永乐一年八月，徙苏州等十府，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

    (2)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3)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4)永乐四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二百四十人，愿为民北京，命户部给道里费迁之”。

    (5)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徙山西之平阳、泽、潞、山东之登莱等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裁种，户给路费一百锭，口粮五斗”。

    (6)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西、山东、湖广流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安州，免赋役三年”。

    (7)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府、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言：“本处地饶且窄，岁屡不登，衣食不给，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县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

    明朝建立后，仍沿袭元代“里社制”，在移民垦荒的国策下，实行军屯、民屯、商屯的移民垦荒制度。古大槐树处所迁之民，以及流民、贫民、罪囚建立民屯，均由各布政司编里发迁，或有的送户部编里发迁，所迁之民由后军都督押解送交迁往各地方州县辖治。被迁之民迁到各地后以屯田之区域分里甲，与土著有以社分里甲之别。也有迁民入社为籍的记载。河南省汲县明代迁民碑记载了迁民里长郭全之名为屯名。土著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田亩广，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之小亩，社地为之广亩。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至今仍有不少村庄以姓和名命名的。如河南林县有崔家屯、刘家屯、和尚屯。辉县有赵宁屯、马正屯。河北省有的县村叫上耕，以迁民人姓氏为名，如卫上耕、赵上耕。民间流传“六个上耕六个庄，都是来自古槐旁”。也有一部分村名以迁民者的原籍命名的，如北京市郊区的长子营、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等，表明这些村庄的居民当年从赵城、洪洞迁去的。并以此分里甲。

    从“正史”资料来看，虽然并未明确提及在洪洞大槐树下集中迁民(这当然盼望能从未整理的明代档案中发现)，但是正史记载迁山西平阳之民却有数处，洪洞是平阳府人口最多的县，洪洞是迁民重点毫无疑问的。更重要的是千百万被迁之民记载了自己背井离乡的沉痛历史。五百年来，他们祖辈相传，均言祖籍洪洞，从大槐树下迁来，且有碑文、族谱记载。因此，明初在洪洞大槐树处迁民应得到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郝家盛

谢谢你的分享

郝家盛

是很长但我还是看完了